犯罪學期刊 【第十七卷第一期】 目次

研究論文 從底層階級到危險他者的「遊民」

許華孚 孔健中 黃千嘉 劉育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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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共同打擊跨境犯罪與執法合作

孟維德

41

集合式住宅社區駐衛保全人員工作滿意度 因素研究：以大台北地區為例

梁心禎 王伯頎

63

以停止訊號作業檢視暴力行為者的抑制機制

陳巧雲

89

犯罪人真的是不理性的嗎 - 與陳和華教授商榷

劉

濤

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 出版 Taiwan Society of Criminology 民國一○三年六月

107

犯罪學期刊 第十七卷第一期，民 103 年，1-37 頁

從底層階級到危險他者的「遊民」 許華孚 1、孔健中 2、黃千嘉 3、劉育偉 4

摘 要 本研究主要發掘「遊民」的主體生活經驗，並藉其揭露所謂「底層階級入罪化」的 深刻體驗。此研究目的包括探究遊民主體生活經驗的深度揭露（包括鉅觀層面之勞動市 場之失業現象，以及家庭功能之失衡與社會安全網之撤除，進而排除於就業市場之外而 流浪街頭等），探討居於底層階級的「遊民」如何被形塑成犯罪者或危險他者，及其與 刑事司法互動之經驗。本研究採用質性之半結構深度訪談方式對遊民進行訪談以深入探 究相關議題，訪談對象包括台中市 16 位遊民與嘉義市 12 位遊民之社會排除經驗，並訪 問一位台中市警察以收集其與遊民接觸之經驗。 研究發現台灣的主流價值觀中有一種譴責窮人的強烈傾向，認為貧窮是窮人自己的 問題，遊民應該為自己招來貧窮負起責任，但在長期失業情況下，已缺乏經濟能力的「遊 民」，如再失去家人與朋友的支持，生活將會立即陷入貧困狀態，無固定的住所、個人 所得低於基本工資，脫離了其原本家庭，走入大眾活動空間，並進行原應隱身於個人空 間的私密行為。在經濟與家庭上的雙重邊緣化，導致台灣的許多失業者逐漸變成底層階 級的「遊民」。 但是台灣社會對於「遊民」的污名化手法卻是一種結構性的問題。每日為求生存而 自顧不暇的「遊民」，變成了國家與社會眼中的髒亂象徵，連原本已不屬於警政業務的 遊民問題，就在社會出現「加強管理」的政治壓力之後，重新納入基層員警的勤務。污 名不僅造成遊民的身份地位被貶低，這些被到處驅趕的社會底層階級，必須在都市的荒

1　英國 Essex 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專任教授。通訊請洽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 160 號國立中正學犯罪防治研究所。E-mail:[email protected] 2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社會學博士，天主教輔仁大學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3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社會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4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 防治研究所博士生、國防部法律事務司人權保障處軍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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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廢區域或陰暗角落中躲躲藏藏，但是這些地區也驟然變成當地人眼中的「恐懼地景」 （landscape of fear），成為一般人害怕接近的區塊，另一方面，遊民不僅處境被邊緣化 與被污名化，還經常成為犯罪被害人，缺乏立即的保護，這恐怕也是政府及台灣社會該 努力思考的課題。 關鍵字：遊民、社會排除、污名化、入罪化、危險他者

從底層階級到危險他者的「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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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Underclass to Dangerous Homeless Hus, Hau-Fu & Kong, Jian-Zhong & Huang, Chian-Jia & Liu, Yu-Wei

更正:Hsu, Hua-Fu

Abstract As Young (1999) mentions, the transition from modernity to late modernity can be seen as a movement from an inclusive to an exclusive society. The forces of the exclusive societ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dualization of the labor market and the generalization of precarious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at its lower end. Then the dismantling of public assistance programs for the most vulnerable members of society. Lastly the crisis of the ghetto as instrument of control and confinement of a stigmatized population is considered on both economic and political grounds. Rushe and kirchheimer (1968) remarks that the criminal law and the daily work of the criminal courts are directed almost exclusively against those people whose class background, poverty, neglected education. Therefore, the concept of ‘criminalization of underclass’ becomes urgent issue implying that a range of identifiable groups and individuals could experience the process of criminalization. The criminal policy of targeting identifiable and vulnerable groups is through heavy or saturation policing. The present literature of the homeless studies mostly focus on fields of the homeless distribution, human ecology, and their social support systems. However, the topic of the homeless criminalization or becoming dangerous other is neglected and not yet examin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homeless cases of investigation, accommodation and diversion, the homeless can often encounter the police. This project attempts to employ qualitative approach to discuss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homeless with regard to their daily level of life and experience with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mostly the police. The study will build up an extension of critical study in criminology and sociology. It hopes to offer explicit empirical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s for the criminal justice practice and to further put forward reflection and reform for the field of punishment and social welfar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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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eywords: Homeless, Social Exclusion, Stigma, Criminalization, Dangerous Other

從底層階級到危險他者的「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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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問題與意識 臺根據人安基金會統計，2006 年其單位服務的「遊民」5 街友人次為廿六萬三千 人，2007 年 增 加 到 卅 三 萬 人， 而 2008 年 之 十 二 月， 就 已 逼 近 四 十 萬（ 聯 合 報 6， 2008/12/04）。2009 年以來，街友平均增加 20％ 7。「遊民」8 大多是窮人中的窮人，但社 會大眾對他們的負面觀感較差。「遊民」往往呈現明顯的外顯特徵，如露宿、髒臭、精 神渙散，對於常態生涯的期待也因挫折感而幻滅。「遊民」與邊緣弱勢家庭相較，少了 棲身之所，更為弱勢中之弱勢。值得注意的是，來自 2008 年聳動的淡水殺「遊民」詐財 命案，五位「遊民」被囚禁在民宿二年，遭毆打施虐，被迫簽切結書交證件當信貸的人 頭，卻慘遭殺害，以詐領保險金（中國時報，2008/3/24）。自由時報更於 2008 年 12 月 6 日社會版以顯著的標題：「中市逾 50 街友 涉當人頭丈夫」，描繪台中市區 250 多名街 友中，至少有 50 多人當了「人頭丈夫」，而底下的次標題則以「當人頭丈夫賺 16 萬 街 友判刑」。「遊民」身份資料被盜用事件，影響社會大眾觀感，加上媒體常報導關於「遊 民」的負面新聞，令其被貼上社會問題、人頭盜用等污名化標籤。而在爆發假借「遊民」 之非法事件後，警政與相關單位之調查與控管也越來越積極與深入（唐睿檥，2008）。 Dixon 和 Macarov（1998）解釋一種全球性貧窮，正透過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社會經濟 效應而逐漸形成。當全球化浪潮一波波襲來，勞動力、資本無疆界的快速流動時，台灣 製造業大舉外移，結構性的新貧現象迅速在台灣的各角落出現，林萬億估計台灣的新貧 階級的比率，早已超越 5％，是絕對貧窮人口（低收入戶）的 6.6 倍（郭奕伶，2004）， 但這群新貧卻沒有機會進入救助系統。Myrdal(1962:10) 指出，底層階級由失業者、無就 業能力者、低度就業者所組成的弱勢階級，他們越來越無望脫離這個國家的主流生活， 他們是經濟轉型過程中的受害者。Wilson(1987) 認為長期固著在社會底層，而且價值觀、 行為模式也與主流社會存著相當程度區隔的人們，乃是由於貧窮群體所處的外在經濟體 系之結構變遷而導致貧窮，這些人的共同特徵是缺乏職業訓練與勞工機會，長期失業，

5　為定義清楚起見，下文將以「遊民」來指稱一個未被污名化的狀態，而以遊民來指稱一個已被社會大眾 污名化的狀態。 6　聯合報新聞網：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5/4628973.shtml 7　參閱網站：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81204/5/1aksb.html 8　早期地方政府處理遊民的方式是根據〈臺灣省取締遊民辦法〉，該法定義遊民是「無合法戶籍、無身份 證明者」或「不務正業、沿街遊蕩或露宿公共場所之無業遊民及流浪兒童」，執行方式事由警政單位派 遣員警將遊民帶往醫院體檢、治療，然後以半拘禁方式「關」在收容所。在 1994 年〈臺灣省遊民收容輔 導辦法〉開始執行，把遊民擴大定義為「流浪、流落街頭或孤苦無依或公共場所乞討叫化、必須收容輔 導者」（方孝鼎，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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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偏差與犯罪行為頻繁，長期依賴社會福利維生。誠如 Marx（1961：644）所發現，那些 被判有罪的貧民、救濟院中的勞工群體，他們成了所謂的「危險階級」，因為他們的條 件似乎不適合生育，以及他們會對社會秩序造成一定的威脅和社會的不穩定。當邊緣化 人口的生活狀況持續惡化時，其實與生產和分配、貧窮和失業的社會結構相關，對於失 業、貧窮和犯罪之間的連結關係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思考出發點。 林萬億 (1995)「遊民問題之調查分析」為國內第一次本土且完整性研究，其認為露 宿街頭、無家可歸、製造髒亂、增加犯罪率、製造社會不安、「傳染疾病」等，仍是社 會人士普遍對遊民具有的刻板印象。早期的遊民政策因將遊民定性為「流落街頭、遊手 好閒、不務正業、不事生產」的特定群體，大多採取懲罰主義，處理方式以監禁管理、 隔離為主 ( 江瑩，2000)。隨著社會福利思潮的興起，「遊民」問題也引起各界關注，因 此台北市於 1991 年將「遊民」業務由警察局移交社會局，並於 1994 年修訂「遊民」取 締辦法，正式從取締邁向輔導，同時以社會福利觀點處理「遊民」問題。高召恩（2003） 指出「遊民」雖然擁有公民的身分，卻不符合國家對於公民的文化想像，使得他們被實 質地排除在國家福利的資源之外，遊民欠缺足夠的社經資本，不但使得他們難以取得相 關物質、訊息與支援，遊民的污名更使得他們難以接近國家資源與媒體存在的合法性。 另外，石桂榕 (2007) 之研究指出，現行社會救助法的資格審查機制背後所隱藏的工作倫 理與家庭照顧責任，及社會福利發展趨勢邊緣化遊民福利，使遊民形同被社會拋棄的一 群人。 承此，本研究希冀藉由遊民主體生活經驗的深度揭露（包括鉅觀層面之勞動市場之 失業現象，以及家庭功能之失衡與社會安全網之撤除，進而排除於就業市場之外而流浪 街頭等），探討居於底層階級的「遊民」如何被形塑成犯罪者或危險他者，及其與刑事 司法互動之經驗。

貳、相關文獻與理論探討 對於此研究議題的相關文獻與理論面向主要區分二個領域，分別為危險他者之烙印 與「遊民」之入罪化，首先危險他者之烙印的分析提供遊民如何被形塑成犯罪者或危險 他者之污名化之面貌，其次，「遊民」之入罪化解釋遊民淪為刑事司法系統處理的對象。

一、危險他者之烙印 Goffman(1963) 利用烙印討論個人的社會認同，他認為烙印乃指個人不符合社會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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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正常」時所面臨的情境。他指出烙印是一種「屬性」，是極不名譽的，且是一種深刻 的恥辱。他認為一個人在日常社會互動中被加諸一種特性，具有這個特性會引起他人對 此人的注意，並使他身邊的人因此遠離他 ; 此外，即使他本身具有其他特性而應享有一 些權利及需求，也因此一特性而被剝奪。Goffman 認為一個受到烙印的人不再是完整的 人，而是一個受到玷汙或損毀的人，是跟我們不同類的「他類」(otherness)( 引自謝菊英， 2003)。更者，其事實上不被視為一個具有個別主體地位的「人」，被關注的是其身上具 有的「他者性」（otherness），他們是作為一組符號存在著，成為他們背後一整群「危 險他者」的代表（Garland，1996）。此外，人們的刻板印象造成這個被烙印的人在面對 他人的時候，會因知道自己被烙印而表現出低自尊、社交隔離、退縮、缺乏自信等行為 ; 而這些表現可能使社會人士對他的評價更加不好，更促使個人產生低自尊、社交隔離等 行為反應，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 莊苹，1995)。 Nussbaum（方佳俊譯，2007） 結合了 Goffman 的污名研究、Cohen 的道德恐慌， 以及其對羞恥根源的因果假設。她認為，自戀的焦慮與攻擊可能產生一種群眾心理，當 中「正常人」結黨結派來反對污名化群體，以求得替代性的安全感。也就是說「正常」 屬於一種「道德的」規範性，藉由譴責「偏差」群體為道德價值的威脅，會使得這種譴 責更為有效。她指出，性與犯罪乃是當代人們所恐懼的兩大標的，害怕核心道德價值受 其摧毀。Nussbaum( 方佳俊譯，2007) 指出所有的社會均會從事污名化行為，通常是一種 攻擊反應，當正常人將其他的群體污名化為道德墮落時，就會覺得自己貞潔許多。如同 Goffman 指出（1963：5）「這些人在我們的心目中，從一個完整的平常人降格為污穢、 低劣的人。……就定義上而言，我們當然相信，有污名的人是不完全的人類，基於這樣 的假設，我們施加各式各樣的歧視」。 財富分配不均造成的相對剝奪感日益擴大，民眾在日常生活的挫折下累積了不滿、 怨忿、不安，這些漫無目標的憤恨需要具體的目標加以宣洩，於是上至政府，下至社會 大眾，在充滿「道德恐慌」的氛圍下召喚了在這個社會中不受歡迎、不被需要、沒有角 色的「他者」－「底層階級」（underclass），作為緩解社會矛盾的代罪羔羊。因此不論 窮人的真實行為如何，都可以成為被污名化的標籤

二、「遊民」入罪化 犯罪控制的對象，通常是處理社會中處於邊緣、不受歡迎、被視為無用的群體 （Scraton & Chadwick，1996）。美國有服刑經驗的「遊民」也有著類似的特性：男性、 年紀輕、黑人、無業或貧窮，罹患精神疾病與吸毒的比例高，且他們多居住於都市中的 黑人區。Schlay 與 Rossi（1992）歸納 1981-1988 年的 60 篇「遊民」研究資料，發現「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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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民」中有服刑經驗者從 8%-82%，平均 41% 的「遊民」有服刑經驗。另 Burt 等人（2001） 的研究發現「遊民」中有 49% 曾待過看守所，18% 曾在監獄服刑。 以上研究可以提供支持「遊民」與犯罪行為之間的關聯性。會產生此二者之關係有 二種論點，第一、研究者指出「遊民」間的高犯罪率，是一種入罪化的證據，因為他們 生存在社會的邊緣與被社會所排除，較易因為微罪而被捕（Barak & Bohm, 1989）。這 些「遊民」較易被捕的現象已成為一種社會控制的方式，如同 Irwin（1985）所形容的社 會邊緣人的管理（rabble management），相同的 Fischer（1992）亦指出經由監禁，刑事 司法的功能乃提供這些人房舍，毒品處遇、教化活動、健康照護等。最後避難所、看守 所及監獄各是機構循環（institutional circuit）的一部份（Hopper、Jost、Hay、Welber & Haugland, 1997），這群被社會排除的人，不斷的在這些機構中進進出出。一站過一站， 終其一生就在這些機構中度過，以維持他們的生活的穩定性。而管理階級者亦是採用這 種排除的方式管理這群人，以維持社會的穩定。 第二個論點則是認為收容所是出獄更生人重新適應社會的一過程，Shelden 與 Brown （1991）分析拉斯維加斯看守所 1981-1989 年擁擠程度的原因，結果發現，犯罪類型成 長最多的前三名別是「遊民」、輕微傷害罪與毒品，暴力與財產犯罪並未明顯增加，收 容於看守所收容人的特質為平均年齡 28 歲、少數族裔佔 45%、學歷為中學中輟或畢業、 被捕時年收入 60% 在 10,000 美金以下，所從事的工作多為勞力或薪資微薄的工作。由此 可以看出在 1980-1989 年看守所擁擠的情形，深受警察選擇執法對象的影響，這幾年他 們執法的對象多數以微罪的對象為主，尤其是毒品犯、家暴與遊民。

參、研究方法 顧忠華（2003：28）提到社會學的典範分成「實證社會學」與「理解社會學」，前 者主張社會學像自然科學般，以追求精確的法則為目標，以數據來顯示現象的狀況，建 立經得起重複驗證的因果模型。後者認為人類有自由意志，會賦予自己行動種種意義， 強調人們在社會生活中，不時地創造出新的意義組合，社會學家自己身處其境，以「參 與者」的角度探討社會互動的脈絡，方能夠提出具有意義與妥當性的分析。質性研究與 計量研究最大的區分乃是質性研究者不可能自外於其研究對象。某種程度而言對象是被 我們建構出來。因此從一開始研究對象的時候，研究者自身因素便一步一步地影響研究 對象，因此稱之為二度建構（second order constructs）。質性研究的樣本標準著重在必須 能提供「深度」和「多元社會實狀之廣度」資料為重點，著重自個案之處所得資訊的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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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富內涵，且傾向從以往的經驗和理論視角出發（胡幼慧，1996）。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的方法，以發掘「遊民」的主體生活經驗為主。本研究採取「深 描詮釋法」（the method of thick discription and interpretation）（Denzin 著、張君玫譯， 1999）以作為研究生活世界生活之引導。深描詮釋法就是深厚描寫加上深厚詮釋，描寫 與詮釋在實際的描述過程中相輔相成，深厚描寫是深厚詮釋的基礎、若缺乏深厚詮釋， 深厚描寫也無法達到共鳴的地步（鄒川雄，2003）。深厚描寫不只泛論行動本身，而是 超越我們直接看見的事情與表象，描繪出行動者行動的細節、情緒、感覺、脈絡、互動 及社會關係網絡，深厚描寫企圖透過「接近實際經驗概念」來建構行動與生活的真實性， 以便在歷史與社會的脈絡中捕捉行動的意向與主觀意義，如此創造被研究者行動的真實 性。一個立基於行動者的生活世界，並將生活中獨特的經驗闡明開來。 本研究的訪談台中地區遊民 16 位（中 010– 中 016）以及一位警察 ( 中 017)，和嘉義 地區遊民 12 位 ( 嘉 010– 嘉 012)。選定該該二區遊民的原因在於研究時間與地點之便利性， 本研究採個別一對一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 的面訪方式，每一位受訪者面談次數以 2 次為主。內容包括日常生活作息與生活態度等細節，而資料收集的時間則於 2009 年 11 至 12 月間。為了進行深度訪談，本研究先設計訪談大綱（見附錄一與附錄二），但在正 式訪談時，並依現象學之訪談原則，以開放性的態度，依題目之順序使其充分的訴說， 徵得參與者之同意加以錄音，並做簡單之摘要，平均每人每次訪談約一小時。本研究之 所以採用「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是希望藉由訪談導引中既定的問 題，提高訪談的效率與正確性。 大體而言，研究資料轉化成文本，包括訪談逐字稿、研究者的訪談實地札記及相關 資料，這些都構成質性研究中可被分析的文本材料，而主要分析的內容乃是在這些文本 中找尋共同的主題（common themes），並用最貼切的語言來捕捉這些共同主題的意義 （Barritt et al., 1984）。文本分析的步驟可遵循一個概念性的循環架構，質性的分析首重 對文本的整體閱讀，以從中獲得一個整體感，因此分析總是先注重整個生活經驗的大層 面，唯有建立文本整體性的脈絡，研究者才能透過分辨將整體中的部分萃取出來，重新 組織成較具邏輯性的呈現，也據此瞭解到整體中的規律或組型。

肆、陷入底層階級的漩渦 一、長期失業的勞動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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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近幾年來，由於經濟不景氣與產業結構的快速改變，非自願性的失業問題日益嚴重， 依行政院主計處（2010）統計 2009 年平均失業人數為 63 萬 9 千人，較 2008 年增加 18 萬 9 千人或 41.96％，其中因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而失業者 33 萬 7 千人，創歷年新高， 較 2008 年增加 18 萬 5 千人。現在市場上，不是欠缺勤勞的勞工，而是欠缺穩定的工作 （量）。從訪談中，可以看出經濟狀況的惡劣與蕭條，縱使是有精力且有熱忱的勞工， 卻敵不過經濟的蕭條，工作量的減少與工作職缺的緊縮。 出工的話……出工是比較難啦！一個禮拜看有沒有做一天而已，照輪的 啦！因為僧多粥少，人很多，工作不多。而且現在人力仲介，台中開的太多間 了，大家為了搶 case，變成說相對的大家都沒有工作了，因為開太多間了（中 009） 零工不是常常有啊！有時候也是打打零工，然後也是回輔導中心當清潔 工。經濟不景氣，失業率很高，名額也只有 100 個。報名了 1300 多個也才錄取 1.2 百個，就是錄取率很低啊！ ( 中 014) 另外，從 1980 年代以來，世界各國面對全國環境的變遷與多元，使得其政治、經濟 與社會丕變，先進國家失業人口增加，在中高齡及年輕人失業的部分尤其嚴重；產業升 級不易，企業經營為了能夠佈局全球經濟，紛紛將勞力密集的部分移出國外，造成國內 關廠與失業、國內產業空洞化 ( 鄭讚源，2005)。加上台灣企業出現出走潮，工廠紛紛移 至大陸，進而影響勞動就業人口。由受訪談者的求職經驗中，即可發現，以往曾經從業 的工廠，不是倒閉，就是紛紛選擇遷廠至國外，以往曾經繁華的工業區，已不復榮景。 這個世界很多企業家死的死逃的逃，……你看這個人眼睛都向外，……都 向外國投資爭取，死了你台灣人，台灣沒工廠。……我住在高雄，高雄那邊工 廠都空空，都沒什麼公司都關起來了。……工業區那邊都收起來了，中港也收 起來了。每間都空空，都沒有，妳台灣沒有資源的生產都從外國進口，要怎麼 生存啦？啊從外國進口，台灣本身都沒有生產，都從外國來，哪有可能說台灣 人賺錢？大家都嘛找工作，以前工廠還有外國投資現在都沒有……就沒工作可 以做啊，餐廳也做不起來啊。( 中 003) 經濟的衰退也帶動勞動市場的僱傭制度的變化，最主要的是雇用方式的彈性化，或 稱勞動市場彈性化，即所謂非典型 9 工作型態的運用。雇主為了降低勞動成本，提升人力 9　非典型勞動力一般而言包括了部分工時工作者、定時契約工、臨時功、派遣人力、外包工、甦活族 （SOHO）等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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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調度的靈活度，逐步提升了非典型勞動力的使用，另一方面，全球化的經濟結構變遷下， 為了獲得更高的利潤，相對的必須提高技術、更新設備與高品質的人力資源運用，這使 得一些傳統產業結構必須轉型，當經濟結構由工業轉向服務業後，對於初級勞力的消化 能力不足，使得就業機會面臨銳減，拉高國內的失業率，而產業結構的改變，是一種技 術程度的提高與取代，以往從事勞力密集的人口無法跟著提昇技術，而成為失業的一群 ( 中 009)： 因為不怕鄰居笑啊！因為我們四十好幾了啊，等於中年 ... 中年的，那現在 一般的公司行號、工廠啦幾乎都要 .. 第一要有學歷，第二要經驗，專科喔 這個 相關系的啦，科系的這種經驗，第三要年輕的。所以說變成我們這種中年級啊， 這種比較失業的，所以會很多就是這樣，第一我們沒有學歷，坦白講。第二我 們沒有什麼經驗啦！第三我們年紀也有關係啦！等於說……變成說不得已只好 來做這個打零工的 政府雖推動「二十二Ｋ」方案，但在業主大量以低價晉用大專畢業生的同時，另一 方面，卻造成有資歷者與以往高薪的失業人口不再受到注意，因為政府幫助業主提供了 更便宜而有用的勞工，不需要再去支付較高的工作薪資 ，「不行的話就馬上請你走路了。 錢算一算給你這樣子，反正不是長期的，是臨時的，沒什麼保障。 ( 中 014)」 薪水的下降，對於過去有不錯薪水的「遊民」來說，是無法接受的現象，這些人或 有專業技術或有執照，總是認為可以獲得比較好的薪資，但是近年的台灣經濟持續向下 探底，許多人長期失業，打零工已成為他們活下去的唯一希望，許多「遊民」最大的心願， 就是能夠找到一份足以溫飽的工作，在工作缺乏之下，也只好被迫接受這樣不合理的薪 資待遇。 對啊！以前我在做自助餐的時候都三萬七，我做便當的時候也都三萬，也 差太……我那邊的朋友跟我說，現在的時機這麼差，你不要再抱那個心，你有 那個心態，你不要說找半年，一年也找不到，對不對？我現在要快，這個月要 慢慢的……要找要慢慢的找……兩萬三的是有找到啦！但是我說兩萬三……真 的我是在講說，做暫時的而已啦！一個月、兩個月而已啦！要不然我永遠一年 兩年都要兩萬，我才不要，因為我有考那張執照就是要越爬越上去的，結果考 完今年（2009 年）變這樣（中 010）。 在個人因素部份，受訪的「遊民」大部分表示，再就業碰到的最大困難是年齡，受 訪者自己認為年齡並不會妨礙自己繼續工作。但在求職的過程中，卻常面對雇主直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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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間接的予以拒絕。此外，法令上雖規範不得對身心障礙者就業有所歧視，然而實務上， 因為殘疾勞動者受限於身體條件，就業方面可挑選的崗位本已較少，縱然錄取，也仍受 殘疾限制，同樣處於弱勢地位，無法擔任長期正職的工作，如一名身體受傷的受訪者， 縱使能進入戶政事務所工作，也不能長期地被雇用（中 014）： （你說你那個時候幫戶政事務所寫換新身分證？）對對對，做三個月而已， 我字很漂亮。（那個時候你就已經找不到工作了？）沒有， 因為我手腳遲鈍 啊。……我有殘障，我有中度殘障手冊，二三十年了。……是工作。手腳斷掉 嘛！然後接好以後就手腳遲鈍。所以去哪裡，人家都做臨時……比如說面談完 畢，開始升正式以後，正式還再試用三個月啦！看你手腳遲鈍，他們馬上就短 期結束了，不能夠長期性的工作。 對於雇主來說，效率即是金錢，身體受傷導致效率的遲鈍，就是成本的消耗，除非 遇到好的雇主，工作是無法長久的，而雇主開除他們的藉口，也絕對不是「殘障」。對 於這樣的結果，遊民卻也只能默默的接受，根本沒有反抗的辦法，只能再不斷地尋找臨 時工。 手腳遲鈍啦！有的工廠或者公司，他也講究效率的嘛！對不對？然後老闆 很詐嘛……笑裡藏刀。他看你手腳……沒過失沒犯錯不會把你開除，可是會用 別的原因來叫你滾蛋。……他有貼在公布欄上，寫說你工作不力予以開除。…… 老闆就笑裡藏刀啊！總而言之，就是為了他 ( 指老闆 ) 個人的利益啦！沒有替 我們員工的福利等等著想或者鋪設……沒有嘛！（中 014） 因為老闆怕我說……因為我腳有開刀……那是說走路會……嗯對，有工作 的時候出車禍的，啊就是到後來才算說，老闆會怕我這個開刀了之後，如果還 在那裡工作會怕說出問題啦！也才會要我先休息。（嘉 005） 在受訪的「遊民」中，不乏有前科素行的人，此這一紀錄也成了求職的阻礙，如法 令明文規定，曾犯有強盜、搶奪、恐嚇取財、妨害性自主等罪名的更生人，不得辦理營 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 「第一是年紀到了，第二是你如果犯過案，很難考，營業登記證真的很難 考。 ( 嘉 004) 」 就職業駕照啊……可是我現在也不能做了，有一個案子他就不給我做 了。……就賭到需要用錢，騎樓有一台摩托車鑰匙放著我給人家牽走，然後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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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車主要錢，後來就被抓了恐嚇取財未遂，有這個案件就不能再跑計程車了（中 015）。 另外，縱使從事其他工作，也是受到相當的排斥，除非雇主不清楚他以前的紀錄， 當一清楚有前科素行，工作經常是不保的。 我以前案子很多啊！我也有把人殺死被關過啊！在台中監獄被關過。因 為有很多不良記錄，所以有很多工作都沒辦法。翻出來後……，透過我姐夫一 些不錯的人事關係，跟我講去考內政部大樓總幹事，我有考到啦！但是人家看 你殺死過人，不是蓄意殺人，是過失殺人。是蓄意的話我早就不在了，就被槍 斃掉了！有的比較小的、還未上軌道的公司我有去做過啦！當總幹事，負責所 有的清潔、安全、人員出入等等。做個半年查到資料後，就請你走路啦。（中 015） 值得注意的是，在受訪的「遊民」中，甚至有大學、碩士的學歷，卻也一樣找不到 工作，而流落街頭。 這裡多得是人才，又不是只有我一個。我高工，這大學畢業的就七到八個 了。中醫大學畢業的、逢甲大學畢業的、東吳大學畢業的街友，……，男女都 有。我不騙你的，國立私立大學都有。東吳、東海、中醫大學 ( 在台中 ) 都有， 靜宜大學的也有。也有軍官退伍的，正取班的。還有海軍陸戰隊營長，兩顆梅 花的也在這裡。（中 014） 近年來因為產業大量外移以及產業結構變遷，競爭越來越激烈，許多人湧進這個 低階勞動力市場，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造成許多人焦急排班等候當臨時工的現象，專 長與證照也不再吃香。過去很難找到工人的營建案或工程發包案的粗工工作，現在都變 得炙手可熱，大多數人抱著什麼工作都願意做的心態，即使再辛苦、薪資再不合理都還 是非常搶手。台灣失業率不斷攀升，不僅低學歷、低技術的就業市場緊縮，而且失業潮 逐漸向高學歷、高技術族群逼近，私立大學學生面臨找不到工作的窘境，甚至國立大學 的待業學生也越來越多。這些人若再失去家庭的支援，就會成為流落街頭的「遊民」。

二、離「家」出走 「家」對每個人均具有特殊之意義與功能，同時亦是人們最原始的情感依附，故人 們一旦在外面臨挫折 ( 如 : 遭公司裁員、求職不順…….. 等 )，往往會轉而向家庭成員尋 求物質資源的協助與情感上的慰藉；一旦失去「家」的依靠，則可能面臨無「家」可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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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之窘境。家庭對個人的意義，並非僅是單純住的場所，更是情感的歸屬與相互的支持。 但是，長期失業首先造成的是現實經濟壓力，失業者在經濟上的匱乏，不僅無力負擔房 屋的租金，也無法養活自己與家人，造成自己與配偶或家人間關係緊張，甚至使得關係 受到損害。 我爸就叫我出去，不要住家裡，少在那裡為這個家惹麻煩。我們祖孫住在 一起都安安穩穩的，你回來反而擾亂之類的……只有有什麼事情的時候，我女 兒才會跟我聯絡啦，或者是法院有寄單子來啦，說要出庭啦，才有連絡這樣…… 和小孩很疏離啦！ ( 中 007) 他們應該也有聯絡過啦，然後我也有跟他講我跟家裏斷絕的關係啦，他們 其實都有聯絡的，可是就是……對啊，因為家裏也不接受我，所以他們就幫我 找，在台北就找那邊，在這邊就找這邊，讓我有吃住的地方這樣子。( 嘉 006) 上述這些情況使得這群「遊民」遭到排斥的待遇，他們的出現造成了許多問題，使 得家庭原本的平靜生活起了許多不一樣的變化。因此他們不被歡迎回家，甚或不予以聯 繫。家人的這些負向情感回應讓他們感覺被家人隔離，這種邊緣化的角色地位使他們很 容易離家出走，流浪似乎成了一個方便的選擇。 家庭系統是「遊民」的重要的壓力來源，親屬的親密關係已轉為衝突的關係 ( 黃玫玲， 1995)。爭執原因不乏失業，或未能替家庭貼補經濟資源，導致彼此間瀰漫著緊張氛圍並 發生衝突；或者過去因長期離家無法與子女建立一個好的互動模式，致使雙方間的城牆 越築越高，因此失業經歷與家庭關係斷裂之嚴重爭執，產生許多痛苦和傷害，有些「遊 民」為避免造成傷害的加重，似乎唯有離家出走才是上上之策。 就是受不了我媽媽。因為就是我媽都叫我……叫我找工作啊！可是問題是 別的工作就……不好找啊！我本來是……本來以前也是有做紡織的，啊就離開 阿姨的公司，後來我媽媽又叫我去找別的工作。只是我……我是有去找啊！只 是他公司說要等公司啊，啊就沒希望啊！就一直都找不到工作了？有在試著一 直去可是我媽就一直叫我去找，啊我爸說，就叫我不要急啊！是我媽就是在那 邊唸啊。所以我才受不了才跑……才出來。 ( 中 004) 最近的生活狀況喔？我之前是有工作啦！可是就是跟家裡面的人吵架，有 摩擦之後所以出來外面，然後快 3 年。就有摩擦啦！結果也講不太清楚，所以 現在有回去見面，可是還是……就還是這個樣子。 ( 中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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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是一般父母對子女的期待，但是當子女的自甘墮落與不爭 氣行為辜負了雙親的期待，便可能不再寄予厚望，取而代之的是不諒解，任由他 (「遊民」) 在外自生自滅。另外，有些家人經濟狀況不佳，如失業在家、欠債等經濟吃緊的狀況， 無法有額外能力來支援他們，故「遊民」只好自己向外尋求一線生機。最後，對於大部 分「遊民」來說，並非他們天生就愛流浪，其實他們也渴望著有家庭的溫暖，只是現已 流離失所，離要回「家」的路有段無法言喻的距離，換言之，想回也回不了。 沒有固定可以睡的地方啦。有的都在台北車站睡啦，對啊……啊有的是到 處睡就對了。萬華那邊流浪的也很多啊，對啊，沒辦法、不是說很多人愛流浪， 有苦衷的啦，對不對？大家都喜歡待在家裡，比較溫暖，啊我們沒有房子也沒 有什麼，對不對？ ( 嘉 010) 因為我父母親往生了啦！我是獨子，一個人退伍之後就往生了我們眷村也 拆掉了，找不到家了，我父母親也往生了，啊我所以我退伍之後就在台中這邊 就是開始打零工啊對不對等等的，過日子啊！就一個人而已。( 中 008) 那間房子本來是用我太太的名字，過世之後當然我就配合直接的繼承，那 我家人也叫我把房子給小孩子。本來到最後也是要給小孩子啦，那我爸爸就要 我把房子過戶給我孩子。我想說也好啦！因為我也很少住家裡，晃來晃去，他 們也不大放心，怕我說把房子搞掉怎樣的。然後我想說房子以後也是要給他們， 所以就把房子過戶給老大，車子也給了。結果房子給他了，自己卻流浪街頭， 有時候想想很嘔氣。 ( 中 007)

三、虛弱無力的社會安全網 失業問題造成失業勞工生活上的困難，往往會引發其他社會問題。各國面臨失業問 題的因應方法，除了採用緊急失業救助及增加公共工程投資等方式外，大多採行失業保 險制度，以集體強制納保的方式共同分擔失業勞工所面臨的失業風險，藉此保障失業期 間的基本生活問題 ( 柯木興，2001： 321)。依照社會救助法第 11 條及第 16 條規定，失 業者得申請最長六個月的失業給付，以協助待業期間的生活所需。然而能夠服務合計滿 一年的「遊民」幾乎是相當少數 10，絕大多數都是從事臨時工、粗工的工作，雇主也不會 發給所謂的「非自願離職證明」。因此，失業給付對於這群遊走在社會底層的次級勞工， 根本是不符合給付要件的。此外，在工作期間的「遊民」對於雇主是否應該要幫勞工參

10　被保險人於「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前三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一年以上，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 願，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自求職登記之日起十四天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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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加勞健保，不是很清楚，自已的權益根本不是那麼地清楚，當然也就未去申請失業給付。 （那你那時候沒有勞保嗎？）勞保那個有啊。（那不是有那個失業救濟 金？）這個我就不知道了……（因為你之前也有工作，老板也有幫你投保，勞 保還是健保的？）勞、健保我知道啊！（那你可以去那個勞工局看看啊！）我 知道說……我是知道說有……那個叫什麼……就業服務站啦！他有在申請那個 啦！……我有去問，因為我有去找工作啊，啊就是人剛好在那裡有在說，說拿 身分證……那個勞健保……沒有啊，我沒有那個證件啊！以前的老闆沒有給我。 （那你有身分證？）身份證我有啊。（不然你再去那邊問問看！因為那應該可 以領，他有幫你保。）問題已經退保了，已經好久了。 當在失業之後，就只能透過親友等方式繼續找工作，這群「遊民」於失業期間大多 也只能靠以往自己的積蓄苦撐或是親人寄些零用金支持。 復健之後那時行動還是很不方便，雖然從安養院復健之後出院，但是行動 還是很吃力、很困難，然後就在我朋友家待到過年後。我也都沒工作，就是有 住的地方，然後我本身身邊還有一點錢，就這樣維持生活。然後到了今年（2009 年）三月的時候，我才到台中來。( 中 007) 我在台北也是有工作啦，只是工作到去年十二月的……不對應該是前年， 前年的十二月底，96 年的十二月底的時候，工作也……也算被裁員啊，沒人處 理，然後就後面就靠著以前賺的一點錢，有一點存款然後還勉強付了幾個月的 房租、吃飯錢，可是用光的時候，我房租也付不出來連吃飯錢也沒有，房東就 叫我走人了啊，三四月，97 年三四月也就開始在台北車站這樣，流浪……然後 也有去萬華地區。（嘉 006） 受訪的「遊民」在失業之初，大多會尋求各種可利用之資源，也會尋求政府機關的 協助，然而對於就業輔導的成效卻是失望的，因為還是找不到工作。從訪談中，「遊民」 均未提及參加職業訓練，似乎對於政府相關的就業輔導措施均不瞭解 11。「現在政府有沒 有在關心失業的，我說那做表面的（中 010）」，且對於就業輔導申請程序的繁瑣感到 麻煩，甚至不想透過此一方式尋求工作。

11　根據行政院勞委會職業訓練局，於民國 92 年針對失業勞工所做的「失業勞工需求調查報告」當中，失 業者不願意參加職業訓練的原因，以「參加職訓未必找到工作」為首，佔 68.47％，而「沒有合適之訓 練職別」也有 22.15％的高比例，顯示出失業勞工對於公共職業訓練制度的存疑與信心不足，而造成對 於這樣機制的認同感低落（轉引自高宗佑，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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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你起床後是去哪裡？）……到處去找工作！……我先看報紙，之前去就 業服務中心那邊，都沒有效！ ……沒有效！現在都沒有效，都還要寫資料，進 來、資料，你有沒有信都要交給他，很龜毛，條件一大堆，乾脆不要好了！…… （那你沒有去什麼就業輔導？）有去過啊，可是那個沒用啦！社會局輔導也沒 用啦！我以前送瓦斯台中是瓦斯我就送十一二家了，都很熟了，我現在去瓦斯 行應徵他也不要了。……（中 015） 那就業服務站……你去就業服務站……他就登記資料，登記個人的資料， 算說……你去看到那個公司的工作，然後有適合的就開一張介紹卡給你啊。所 以你會拿那張卡去？（那他們會先跟那個公司聯絡嗎？）是有啊。會？（服務 站的人會先聯絡？）嗯。然後你就拿著介紹卡去……那到目前為止……我拿了 不少張了……（那像這個就業服務站你有成功的嗎？）是有啦……但是做不久 啦！（嘉 005） 大多數的還是透過親友、報章、仲介及找以前的老闆等方式來尋找工作，一方面是 身邊的人和「遊民」本身的互動較為密切，另一方面是大多數人還是習慣較為傳統的尋 職方式。 政府為了降低失業率，制訂了如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等政 策，這些計畫雖然可以吸納相當數量的失業勞工，短期內可使失業率快速的下降，但是 這些方案大多是以短期為主，一兩年後勞工又可能再度面臨失業的危機。誠如吳惠林 (2009) 認為政府舉凡「立即上工」、「工部門短期就業計畫」、「立即充電」、「充電 加值 12」、「限縮外勞」等等口號動聽的方案，並號稱可創造多少萬個工作機會，但誠如 一般所批評的，都是急就章、極短期的救急措施，或許可以稍微美化失業率數字，卻根 本解決不了失業問題。因此目前政府所執行的從福利到工作（welfare to workfare）-- 透 過先期的福利以解決這群失業人口的生存問題，並透過先進入低薪的就業市場，以等待 未來更好的工作機會的政策，似乎只要獲得工作，便可離開貧窮，其實是將福利問題與 「勞動參與」議題混為一談，反而突顯了當前的「就業政策」其實是一種社會救助的政策。 以工代賑那種的。（是做清潔還是做什麼的？）不一定，什麼都有。…… 就是他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挖水溝、除草、種花種樹都有，不是說一樣工作， 有很多樣。反正拿人錢財，為人消災，就是拿人薪水就替人作一份工作，所以 12　「充電加值計畫」係作為「無薪假勞工薪資補貼方案」，該計畫採「職業津貼」方式發放給勞工，讓勞 工一方面充電，一方面補貼薪資差額，補貼對象是企業實施無薪假時間每月 24 小時以上之勞工，方式 是讓勞工參加職訓補薪資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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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要工作才有錢領嘛！……不是，他有期限，半年而已。（中 014）

伍、遊民的抵抗 台灣近十年來均處於高失業率的年代，那麼這段長幅度的結構性失業時間足夠形成 一種貧窮文化嗎 13 ？雖然從收入水準、教育程度、社會地位或生產工具的剝奪等標準來 看，「遊民」都是台灣社會底層階級的主要構成部分，然而這個「底層階級」是否已經 自成一格，亦即在文化上，是否已經形成一個有別於中上階級的文化呢？如果沒有，又 是什麼原因阻礙這樣的文化形成呢？如果問題的關鍵在於台灣底層階級的「自食其力、 維繫家庭的意願」是否瓦解，那麼是否存在任何阻止精神瓦解的力量存在？以下分就「遊 民」主體性對於「抵抗窮困」、「抵抗危險」及「保持鬥志」部分，進行闡述分析：

一、在「抵抗窮困」部分 許多「遊民」雖然失業，但仍努力地經營著自己的生活，為了能夠撐過失業期，不 得不到那些提供「遊民」餐點的慈善單位用餐 14。有些「遊民」依然與家人、過去的工作 伙伴、投緣的「遊民」往來，那些還有助人能力的親人通常不吝於給付窮困的親友一些 生活費，「遊民」的小孩甚至可以寄養在他們那裡避免受苦。 「遊民」之中，許多人是暫時失業的，他們選擇停留在原地繼續找工作。「遊民」 在一個地方往久了，也就與當地適應了。能找到活命的資源是很重要的，一個「遊民」 如果四處流浪而沒有固定的行蹤，那就難以被政府與民間機構辨識出來並納入福利管理 系統中，於是他能分享資源的機會也就不大，即使人們有心救助或提供關懷，在施行上 也會變得很困難。因此，這樣的一位「遊民」將逐漸陷入潦倒困頓之惡性循環之中，因 此「人生地不熟」這件事，構成了「遊民」活動範圍的主要限制。

13　方孝鼎探討台灣的底層階級是否已經形成問題時認為（方孝鼎，2000: 105）： 底層階級在概念上區分成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經濟轉型所產生的就業困難人口；第二個層次是這些 就業困難人口經歷長期失業之後逐漸因空間上與社會關係上的隔離而出現「偏差」與「依賴」的文化， 經過世代傳承之後培養了不易就業也不願就業的人口。……不論從長期或短期角度來看，可以確定台灣 已經進入低技能、低教育人口難以就業的趨勢。但就第二個層次而言，筆者認為還沒有出現：首先，台 灣結構性失業的時間幅度還不長，沒有偏差文化或貧窮文化 形成的條件、也沒有代間傳承的條件…… 在可預見的將來，台灣勞工的就業機會與勞動條件都將逐步惡化，失業勞工的家庭生活與子女教育也將 受到影響。一個依賴、偏差的底層階級會不會迅速形成？ 14　但是遇到過年放假，或附近的慈善單位決定停辦而又沒有其他單位願意接手，那麼「遊民」勢必就要挨 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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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抵抗危險」部分 「遊民」聚集之地不免都有幾位背景複雜的、偷竊吸毒，甚至群聚經營地下經濟， 這些違反風序良俗的行為使得某些「遊民」寧願獨自一人過活，也不願與他們為伍： （台中市的街友犯案的情況）將近有兩三成左右。……主要案件就是那個詐欺，詐 欺占比較多，然後是竊盜，再過來就是……公共危險比較少啦！公共危險就酒駕，現在 沒有酒駕這個名詞，都是用公共危險。……（詐欺）應該大部分都是人頭戶。欠錢不還 也是屬於詐欺背信章裡面的，所以寫出來還是詐欺啊！就這三大項會比較多。……還有 少部分的就是毒品。以人安基金會那邊來講，有少部分幾個毒品的，還有什麼竊盜強盜 那類的，就只有二十出頭 ( 指年齡 )，他還是會去那邊吃飯啊！他剛出獄找不到工作，還 是在那邊吃啊！……裡面的人差不多兩至三成有那個犯罪的前科記錄。犯罪的前科記錄 大概就這四項，其實還有很多啦！但我們講的是大部分。詐欺大部分就是把他的金融簿 或是身分證賣給詐騙集團當人頭帳使用，他們是故意的喔。（中 017） 成為一個「遊民」通常是非自願性的，「遊民」在成為「遊民」之前，與所有人一 樣都是社會裡的「正常人」，「正常人」總試圖控制或逃避所有無秩序的混亂狀態，因 此大致上仍延續了過去身為「正常人」的主要習性，「遠離是非之地」正是這種習性的 顯現：由於「遊民」露宿街頭，自身財物毫無安全保障，主要的安全顧慮其實還是其他 身無長物的「遊民」，他們擔心會被這些「遊民」偷拿財物或騷擾，往往把他們視為危 險人物。許多「遊民」為謀生奔波就已經心力憔悴了，根本無力再去干涉其他「遊民」 聚集一處抽菸喝酒、大聲喧囂或別的不良習慣，因此他們會選擇搬離原有聚集地。這種 遷移現象不僅是「遊民」面對危險的一種抵抗形式，而且顯示出「遊民」之間其實常常 彼此排斥與防範，「遊民」之間的關係常常是疏離的，不利於依賴文化的社會關係的形 成，而對偏差文化在空間上的形成有著抵抗的效果。

三、在「保持鬥志」部份 現實情況所逼，「遊民」不得不仰賴慈善社福群體才能勉強度日，因此他們的生活 圈與這些機構息息相關，在日常作息中，街友與機構之間不斷上演相互扶持的戲碼，因 此這套義工文化已經養成一種習慣，大家自然而然、自動自發地就會來當義工，慈善單 位與社福群體所形塑的義工文化，對於台灣底層階級這些人還能長期抗戰下去，維持其 「自食其力、維繫家庭的意願」的高昂鬥志有著重要的貢獻，因為慈善機構或政府社福 單位予以物質上的救濟，讓「遊民」得以長期支撐下去，不放棄希望地四處打聽工作機 會，並投寄履歷。因此，「遊民」之間的權力與規訓關係其實是慈善群體與「遊民」之 間的關係，僅存在於一個短暫的用餐時間，屬於「義工文化」的一部份，而非一種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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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文化。 在自我意識方面，許多「遊民」為保有他們的「身份流動性」15，拒絕成為、也拒 絕被他人當成為一個真正的遊民。例如「遊民」會轉換另一種觀點來為自己的處境辯護 （中 013）： ……想一想，我在三重也待很久了。就想說，去認識別的地方好了。因為 之前一直覺得說自己因為一直侷限在一個地方，就很像神聖的白紙啦！真的， 像以前做饅頭也是啊，好像在外面人家說：「你是出社會出 5 年，結果你什麼 都沒學到。」我說也不是啊，在外面 5 年，自己想一想，生活圈是這個樣子……。 講好聽點，是拓展自己的視野啦！倒也真的啦！像 3 年了全台灣都跑光光了， 我今年（2009）在台中我還第一次坐飛機飛去澎湖去出陣頭，我也是第一次啊！ 「遊民」對於自己為什麼會逐漸走投無路，不少人都能反省到自己的壞習慣或者個 性上的缺點，因此自己要負很大的責任。不少人過著失意落魄的生活，為排除內心的鬱 悶，難免會沾染抽菸喝酒的習氣，（嘉 004）： 我跟你說，我之前得過愛國，就大家樂那種，整間都是人。……在我家 啦。……失敗怎麼會有人？你要去人家那裡人家會怕。……生活就過不下去了 還簽，我是菸酒都戒掉了。……都戒了，只有檳榔有在吃。 總而言之，大多數「遊民」不願意被別人當成遊民，因為這是一個污名，「遊民」 總是會利用想開與振作等方法加以抵抗，避免尊嚴與個體性因為承受羞恥所固有的嘲笑、 辱罵與攻擊而受傷害，也構成了阻礙貧窮文化形成的內在心理動力。

陸、「遊民」被建構為危險他者 一、污名化效應 當「遊民」離開家人、朋友與原來居住的房子，加上工作的薪水無法支應房租時， 迫不得已地走入公共的場域生活，欲從大眾的公共空間中分得一點私人的空間，這時「遊 民」的私人領域與大眾的公共空間將會重疊，成為一種「共同在場」的關係，挑戰並跨

15　陳大衛（2000）指出，國家追求經濟成長以及產業移轉的發展，是台灣部分遊民產生的結構性因素，這 些「遊民」雖努力想重返勞動市場，卻一再被市場經濟排擠在外，這樣的一個動態過程，導致他們的「遊 民」身份不穩定，因此形成一種身份的流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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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越了公私的劃分與善良風俗。正是遊民這種行使空間的獨特方式，使得他們被貼上遊民 身份的標籤，而招致排擠與排斥。 在失業狀況下又遇到經濟的衰退，本來就不容易謀職，但他們被勞動市場淘汰這件 事，卻經常被他人視為不堪使用及不好使用，於是「遊民」被貼上適應不良的標籤，是 一種不負責任的怠惰者的象徵；此外，長期「無業」的屬性加上過往的社會交往活動的 斷絕，使得他們經濟能力和社會地位急遽下降，逐漸淪落至社會中的下層階級，甚至是 底層階級，失業的「遊民」在經濟地位低落等社會現象上的弱勢表現，在社會勞動力的 遊戲中，可以說是沒有參與，不具貢獻的，於是一種「無勞作能力」的印象也就深深烙 印在社會對於「遊民」的想像中。 那個附近有那種很多公園，你想想看你正常人有工作哪有可能會在那 邊……在那邊喝那個啤酒啦還是在那邊睡啊 ? 你就想想……對不對 ? 你就想也 知道說這個一定是已經經濟拮据啦、已經窮途末路啦！ ( 中 008) 「無業遊民」蜷曲的身軀、髒亂的外表及不協調的行為，鮮明地凸顯出跟周遭一般 人的不同，看到其骯髒的外表，全身的行囊，並出現某些時地時，「失業的遊民」與生 活懶散、不思振作的型態，兩者之間產生某種程度的關連，自然使人聯想到負面的印象 和偏見，日積月累的情況下，這群失業的「遊民」自然無法擺脫污名化。 有了啦，怎麼還連絡，一個活到這個歲數的人還在流浪，人家怎麼看得 起我？我也不敢去找人，事實就是這樣啊，你去找人，人家看到你就跑。（嘉 004） 比如說……比如說嗯流浪漢就比較儀容比較不整，身上都比較髒臭，甚至 大包小包的背著背著然後……那像你大包小包都是像……就背著行李，我們背 著行李就是很破的塑膠袋包的一些衣物啊，甚至一些簡單要來討的吃得東西啊， 對啊然後身上穿的衣褲，衣服也都是甚至，嘖……就是有點破舊，甚至有點髒 臭，全身看起來就好像一兩天或好幾天沒洗澡，然後你看他臉上的表情什麼， 看的出來就是那種流浪漢啊。（嘉 006） 最後，「遊民」的活動空間是在城市空間基底上，疊加具有遊民人口特質的空間 型態，相對於原有大眾使用的空間而言，「遊民」空間是一種再造的空間（Reproductive space）。很明顯地，這種再造的空間，已被一般人區分為一個令人感到污穢與不安全的 代名詞。無業「遊民」不僅沒有受到社會保障的保護，同時又被貼上和其他社會「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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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應者」的標籤的不同類型的人，且隨後加諸這個身分各種不同的劣等描述，將這些失去 經濟地位的人口視為帶來危險性、帶來威脅，認為其都是具有危險的、不可信賴的，一 般人對於遊民已經有這些既有的成見，空間的恐懼更加深了污名的想像，如把『出現在 台中火車站附近的犯罪案件中，有很高的比例是「遊民」所為』當成『出現在台中火車 站附近的「遊民」有很高的犯罪比例』，甚至相信遊民對社區總會造成威脅。這些沒有 根據、根植於錯誤思考的信念，往往是「遊民」被進一步污名化，甚至當成「危險他者」 的重要關鍵。

二、危險他者的形象 由於法律已經更改，因此台灣當下的司法體系不會任意將「遊民」入罪化，但是有 一種可能，就是「遊民」一旦捲入地下經濟，當然就會成為警察與司法直接監控與調查 的對象。此外，組織性的犯罪集團特別鎖定「遊民」需錢孔急的心態，常常來到「遊民」 聚集之處遊說、在街頭與報紙上張貼小廣告或透過「遊民」中介，以幾千元或幾萬元的 代價吸引人上鉤。在這些藉由詐騙與鑽營法律漏洞等手法的非法遊戲裡，「遊民」的利 用價值在於扮演「替死鬼」：他們雖然一文不值，可是他們的身份證類似通行證，可以 成為以合法掩護非法的工具，一旦不法事實遭到稅捐或金融機關查獲，倒楣的、被通緝 的、信用被凍結的會是「遊民」，因為警察憑身份證抓人（中 017）： 我只抓過……遊民是詐欺通緝、竊盜通緝。通緝啦！我不知道他是犯什麼 事，只知道法院或地檢署發布通緝這樣而已。……反正通緝我不管你是什麼案 件通緝，你就是逃犯啊！那是法院發布的，我一查到我就是帶你回去歸案這樣 子而已啊！ 當「遊民」在經濟已經無法自給、需仰賴外援的情況下，為了獲取微薄的金錢而擔 任人頭帳戶，不僅陷入無法自拔的經濟匱乏深淵，也陷入刑事司法的範疇，更影響日後 就業機會。故此，「遊民」呈現一種循環性的貧窮匱乏，只能依賴社會福利群體的照顧， 也開始了自己放逐。除此之外，「遊民」因為露宿街頭，比起一般人更容易與他人發生 衝突或糾紛，為了生存，也容易犯下看似輕微的罪，司法審判若未顧慮到這層因素，僅 僅考慮一般的正義原則，表面上看似大公無私，卻有可能造成制度性的不公平對待（中 017）。： 依我的經驗，我會去接觸遊民是因為我為了績效問題，我知道很多遊民會 當人頭戶詐欺，或者是有的時候撿拾破銅爛鐵去賣的時候，有時候會牽涉到竊 盜。因為有些人家不是要丟掉的，可是他 ( 指遊民 ) 主觀意識認為說這是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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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不要的，會拿去，結果就被主人發現告他 ( 指遊民 ) 竊盜。因為竊盜是非告訴 乃論嘛！一定要移送的。然後他是遊民，居無定所，一定收不到法院的通知書， 他一定會通緝啊！……詐欺要看什麼詐欺；竊盜也要看什麼竊盜。可是在台灣， 這些罪都算輕罪了。詐欺也有被判八九年的啊！現在一罪一罰。從前有數罪一 罰，現在一罪一罰……會加重刑責啊！會關很久啊！現在是一罪一罰啊，從前 是可以數罪併罰嘛！就連續案數罪併罰。……詐欺通緝、酒駕的，幾乎就這三 種。剛才我列舉這個是前科，如果有通緝，大部分都這三種。 尤其前兩種占大 部分啊！竊盜通緝是兩支嘉獎，一個詐欺才一支嘉獎，當然我要抓這個呀！…… 升等啦！就是你要升巡佐啊！或是要考官校，考官校有比積分嘛！另外就是調 動，你要回南部啊！就是要績效好一點，然後積分高一點，你要回南部的機會 會比較大。……對啊！拚績效。 由上述分析可知，雖然當「遊民」涉及司法案件後，可能遭受制度性的不公平對待， 但是目前警察與司法的依法行動並未直接不利於「遊民」抵抗污名化，反而是社區民眾 或地方政府的想像更有破壞力，這種想像具有將「遊民」污名化的作用，進而會造成一 種噁心的感受，最後導致「遊民」被四處驅離的命運。 首先，「遊民」之中不少人衣衫襤褸、儀容不整，骯髒的外表與不禮貌的行為常常 讓路過人士無法忍受，覺得這個地方缺乏管理。因此原本已不屬於警政業務的遊民問題， 就在社會人士提出「加強管理」的政治壓力之後，重新被納入基層員警的勤務。其次，「遊 民」露宿街頭的行為嚴重造成了夜歸人士（特別是婦女）的不安全感，因此要求警察人 員加強定時與不定時的巡視臨檢也成為常態；另外，他們到處亂睡的行為影響了都市公 共空間的觀瞻，導致社區居民的鄙視與抗爭，務必除之而後快，以恢復社區原有的平靜， 這種社會排除常常表現在居民通報政府相關單位，特別是警察機關進行驅趕遊民的行動 上。

三、警察眼中的遊民 許多遊民的外表傳遞著骯髒、無秩序、遊手好閒、貧窮、不安定等訊息，帶給當地 人一種危險不安的感受，侵犯了人們的生活品質。一般人有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的想法，面對不同的族群時，往往容易將之視為「危險的」一群，將他們與我們這些正 常人區隔開來。甚至警方針對街友執勤之時，也可能受到污名的誤導，把遊民當成了危 險他者： 有些同事會比較不客氣，對遊民會比較不尊重，認為反正你比較沒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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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個，過去就：「欸！證件咧？」就要查。像我會比較溫柔一點，先關心一下。 啊那麼年輕好手好腳不去找工作……。稍微關心一下，然後再慢慢說，讓他們 不會對我有一些排斥感，然後我們就：「沒見過喔！來！看個證件吧！」查看 看，我不會說要查他通緝或怎樣。我就說我看看你家人有沒有在找你，你有 沒有被報協尋啊！我會用這種方法……（讓他們覺得不會說）我們這些遊民就 是罪犯。……不是每個警察都曉得這招啦！啊就是因為一些歷練啊！我不可能 說……反正行事績效這種東西要多元化啦！（中 017） 警察之所以禁止街友在公共場所睡覺，並非因為街友傷害了他人，而是因為在大街 上睡覺的行為對於社區居民而言是「違反風序良俗」的，亦即，是不道德的。居民不可 能自己離開社區而遠離這些街友，故通報警察取締這種行為，好讓令人感到厭惡的人士 離開就成為唯一選擇。然而，基於憲法保障人身自由的原則，警方沒有理由禁止人們在 公共場所休息，變通的辦法就是調查街友有無前科 -- 一旦查出是通緝犯，就有理由直接 抓走，同樣也能達到取締的目的： 我就唸給你聽我住哪，我沒有身分證，你去查我有沒有被通緝這樣。…… 對啊，那有辦法管那麼多。我們要是沒有犯罪都沒關係啦。……這我真的沒有 遇到過，他們也沒在講給我聽啊。我知道的是，你有做案，然後有你的相片， 警察就出來抓人，這有可能（嘉 004）。 如果警方看到的話，看他願不願意，有的警察看到的話，他也當作沒看見 他就走掉了。……或者一些公眾場所他有看到街友在爭吵，甚至已經打鬥了， 有的看到當作沒看見他就也不處理他就走掉。（嘉 006） 「遊民」對於公權力與執法警察之間的區分其實相當清楚，大多數人都了解警察只 不過是公權力的代表而已，所以他們認為自己確實被某些警察當成了危險他者也僅是個 人的問題： 去公園看人家跳舞啦、看小孩子玩，也沒什麼好活動，除非是會喝酒的， 三四個約喝酒這樣而已，不會喝酒的都沒有。……（警察）查哪有關係，你喝 酒不要鬧事就好。……他會叫你收起來不要喝了，這會啦。……以前是這樣， 不會隨便問，現在會啊，看你古怪就會，看你成群結黨就問，之前不會，我那 時候剛出來流浪就沒有這樣，我還沒被查看過身分證。……就有一次我在睡叫 我起來，我就不理會他（警察）。……你不要理他就好了。……我就唸給你聽 我住哪，我沒有身分證，你去查我有沒有被通緝這樣。……我們要是沒有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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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都沒關係啦。……我知道的是，你有做案，然後有你的相片，警察就出來抓人， 這有可能。（嘉 004） 因此世故的「遊民」遇到警察來問案時，通常都採取不合作的態度，假裝自己什 麼都不知道，一方面是為了維護自己與其他「遊民」的權益，以免被人當成是警察的線 民，引起公憤或圍剿，但同樣也是「遊民」面對可能被污名化為「危險他者」的一種不 合作的抵抗： 台灣每個分局、派出所都會成立一個專案小組專門在負責刑案績效，這個 刑案績效就是類似我們在跑專案，就是穿便服。（中 017） 以我的想法是這樣，你（警察）不犯我、我不犯你，這樣大家都好。你問 我什麼我就三不知，你要是來問我這個人你有沒有看過，拿照片給我看，我會 說我不知道。（嘉 004） 「遊民」縱使安份待在一個地方，並保證恢復清潔，仍無法獲得管理者信任，並被 認為有違法的可能 ( 中 001) 就跟我們說這裡不能睡，我就說大哥，不好意思啦！我們算是出外人， 我也不會給你胡亂來，我們睡起來我們都會幫你收乾淨，他說：「不是說我殘 忍什麼的，我只是被人家聘請來的。」一廣那廣場或是樓上都有請保全啊，到 最後他就說：「不是不給你們睡，而是我吃人家的頭路，怕如果東西不見，人 家就懷疑你偷拿什麼，是這樣啦。」保全也是很關心我們。後來我們就都沒辦 法……，像之前我們都睡火車站地下室，原本都可以在那裡睡，都是一些害群 之馬，喝醉酒的啦、或是那種，廁所近近的他不去，現場尿尿的。 另外，一些公共場所本來可以供作「遊民」休憩的場地，但是卻也因「遊民」自己 對民眾造成侵害，而強化他人對他們危險的形象，並強化政府整肅「遊民」的活動空間（中 016）： 我們講實話！當然也有部份街友本身，包括我自己，有些部份也是自己做 的不好，所以導致那麼紛亂啊！因為策略不當嘛！就像胡志強，胡市長，他下 令說要把台北（應為台中）火車站那邊地下道全部，我當時不知道，我想說你 這邊也不讓人家睡、那邊也不讓人家睡，……但是後來我聽到一個，很多人都 在談論的，我蒐集了很多相關的資料，結果……就是有一個在地下道喝酒，他 們整排都在那邊睡，差不多六個，自治會嘛，自己管理嘛！然後六個傢伙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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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道怎麼搞的，喝酒喝喝，學生要上課的時候，給人家勒住脖子，給人家摸下體， 女孩子尖叫，嚇到哭了，回到家裡跟家裡的人講，帶到警察局，然後上警局， 市長就發飆了嘛！當然啦，這考驗他，也考驗整個台北市（應為台中市）的安 全，治安問題！ 而「遊民」危險的形象，並不只是在大眾之間建立起來，「遊民」彼此之間，也害 怕成為「被害者」，因為他們已經一無所有了（嘉 006）： 那還有發生其他這種糾紛的時候嗎？糾紛喔，其實……其實也有那種街友 手腳不乾淨的也是有。會偷東西。我自己也被偷過，然後在那邊流浪的街友他 們說也有被偷過，對啊所以……我搬走的時候我是有帶睡袋啦，我自己本來我 還沒有流浪的時候我自己也有睡袋，對啊所以我自己也會帶著，啊去找地方睡 得時候你就去跟人家要那個厚紙板，鋪地板啊不然齁，那個水泥面齁太冷了， 就算睡起來太冷了所以，先鋪，然後再進去裡面睡。啊他這樣怎麼偷你的東西 啊？那次是怎麼被偷的？你……因為我是有帶著那個行李嘛，那個手提袋嘛， 然後睡著了就擺在我旁邊嘛，對啊，也有掉過，我沒也掉過錢，是掉過衣物。 原本是受害者的無業「遊民」在經由社會大眾的塑造後模糊了焦點，污名身份會被 特別劃分出來，無業「遊民」從原本的「受害者」轉變成為「加害者」，強化了社會大 眾的負面觀感。面對一個「不友善」且「排斥」的社會情境中，「遊民」成了一個骯髒、 貧窮、危險的遊民負面形象，而不被世俗所接納。

柒、結論與省思 本文欲探究遊民日常生活中的主體經驗，在探討「遊民」現象時，最重要的是觀察 到「家庭 / 遊民」的此消彼長關係。由於台灣社會仍然有強大的家庭連帶，可以吸納大 多數失業問題所造成的衝擊，如果我們只將「遊民」當成一個獨特現象進行分析，當然 就會忽略了家庭與「遊民」之間的共生關係，也就不能看出「遊民 / 家庭」的共伴效應： 「遊民」作為一種污名，有著家庭連帶的關係屬性，「遊民」可以被視為在家庭關係中 「邊緣化的個人或群體」。在長期失業情況下，已缺乏經濟能力的「遊民」，如再失去 家人與朋友的支持，生活將會立即陷入貧困狀態，無固定的住所、個人所得低於基本工 資，脫離了其原本家庭，並走入了大眾活動空間，進行原應隱身於個人空間的私密行為。 研究發現可分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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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第一：本研究認為必須從「家庭 / 遊民」的這個角度來切入較為適當的原因在於， 在我們這個社會中，家庭被理解成社會的基礎，而且具體地落實在戶籍制度上，用以保 護家庭的許多利益，包括婚姻、收養、繼承、養護等，多年來已成為有效的社會控制工具。 我們的社會在「家文化」數千年來的影響下，特別重視「正常家庭」的家庭價值：我們 想像正常家庭的成員都是社會有用（有生產力）之才而經營其日常業務的人；我們在家 中為自己定位的角色，譬如「好父親」、「好母親」等等，就是我們所珍視並讓我們感 到安心、舒適的規範，也是我們試圖將自己定義為正常人的重要面向。「正常」的相反 即是「不適當的」、「壞的」、「不體面的」，所有偏離「正常」的情況，其實已經處於「怪 異」、「不正常」的污名化過程中，這也呼應在危險他者烙印理論觀點中 Nussbaum( 方 佳俊譯，2007) 指出所有的社會均會從事污名化行為，通常是一種攻擊反應，當正常人將 其他的群體污名化為道德墮落時，就會覺得自己貞潔許多。 第二： 本研究發現政府把身份流動的「遊民」當成被汙名化的遊民予以救濟，亦即 政府不是根據「遊民」的現實狀況來設計其福利政策，而是把不同性質的失業者當成同 一類遊民予以救濟，無 是政府、服務機構或「遊民」個人， 希望藉由就業解決「遊民」 的問題，但「遊民」卻因年齡、殘疾、素行前科等，及因現行的社會制度不健全，缺乏 經濟機會和社會參與，使他們不只在物質資源上匱乏，也難以長期融入居住地，而遭到 邊緣化或排除。 現今政府雖然有一些以工代賑的方案，但是是短期的，總是來得又慢又不足，無法 徹底解決失業問題，而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透過看似中立的戶籍制度，把責任推卸給 家庭或其他社福單位，國家因此可免於關切處於弱勢地位的公民如何確保體面的生活水 準、健康照護、適當的教育以及居所等問題，僅需以一種非正式化、非制度化的救濟手 法來加以補救即可。於是一個原本僅被個別家庭汙名化的遊民現象，因為政府漠視家庭 價值被失業問題嚴重沖刷流失的現象，政府的社會救濟作法不僅無助於家庭修補成員彼 此的關係，也無法提供身處底層階級的公民另一種家庭價值的保護，汙名化的問題就跨 越了家庭的範圍，成為一種社會集體現象了。 第三： 由於經濟上與家庭上的雙重邊緣化，導致台灣的許多失業者逐漸變成底層階 級的「遊民」。但是「遊民」未始沒有抵抗，多數「遊民」仍未喪失「自食其力、維繫 家庭的意願」，也使得一個偏差與依賴的貧窮文化難以實現。「遊民」有意識地抵抗著 被別人當成一個遊民，亦即抵抗著被污名化有關。然而，「遊民」作為一個主體，固然 可以在精神上抵抗著被遊民化的現象，但是台灣社會對於「遊民」的污名化手法卻是一 種結構性的問題，可能會對「遊民」的持續抵抗精神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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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第四： 由於法律已經更改，因此台灣當下的司法體系不會任意將「遊民」入罪化。 但是因為「遊民」露宿街頭，比起一般人來說更容易與他人發生衝突或糾紛，此外為了 生存，也容易犯下看似輕微的罪。司法審判若未顧慮到這層因素，僅僅考慮一般的正義 原則，表面上看似大公無私，卻有可能造成制度性的不公平對待。此外，社區民眾或地 方政府的想像更有破壞力，這種想像具有將「遊民」污名化的作用，進而會造成一種噁 心的感受，最後導致「遊民」被四處驅離的命運。 每日為求生存而自顧不暇的「遊民」，他們到處亂睡的行為影響了都市公共空間的 觀瞻，導致社區居民的鄙視與抗爭，務必除之而後快，以恢復社區原有的平靜。因此原 本已不屬於警政業務的遊民問題，就在社會出現「加強管理」的政治壓力之後，重新納 入基層員警的勤務。「遊民」生存在社會的邊緣與被社會所排除，較易因為微罪而被捕， 以維持社會的穩定，故這些「遊民」較易被捕的現象已成為一種社會控制的方式。 本研究從家庭問題、社會救助政策、經濟結構變與法律及執行層面切入台灣遊民現 象產生原因，認為必須省思汙名化所造成的問題：不僅造成遊民的身份地位被貶低，更 使得居民或政府對於遊民的聚集或睡覺行為產生噁心的感受，到處驅趕著這些深處社會 底層的人士。另一方面，遊民不僅處境被邊緣化與被污名化，還經常成為犯罪被害人， 缺乏立即的保護，這恐怕也是政府及台灣社會該努力思考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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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附錄一 : 訪談個案資料 編碼

性別

年齡

經歷

備註

南投人，基督徒，曾於板橋、台北東區、萬 中 001

男

41

華工作，會素食料理，目前常在人安基金會 T06 的乾哥哥 當義工。

中 002

中 003

女

男

51

70

嘉義人，二子一女，夫妻離異，現與長子一 起流浪。正努力找工作以租屋遷戶口。

女

25

己一生的不幸，訪談 結束時不禁落淚

高雄有房子，但退休後開始拾荒，不願因身 甚有自尊心與社會 上味道等困擾兒子一家，改至台中流浪。 新竹人，高中肄業。受不了母親嘮叨而離家，

中 004

個性堅強，但回顧自

從事低技術性工作，因失業而開始流浪。先 前住在新竹人安基金會，受不了站長拿她與 男友當出氣筒而離開，癌症開刀剛出院。

觀察力 在台中流浪期間與 社會局及警察有多 次不愉快經驗

因遺失存款簿而被當人頭，遭通緝，等 12 中 005

男

25

月開庭結果，希望找到工作，幫自己與女友 T06 的男友 脫離住荒廢空屋的日子。

中 006

男

50

雲林人，有妻小在家，不習慣回家，被殘障 人士控告傷害罪。 在台中當了 20 多年水電工，職業傷害損傷

中 007

男

47

右手手指，有憂鬱症與躁鬱症及酗酒問題， 吃藥控制中，造成父親不諒解。

不太談自己的經驗

控告板橋某經理詐 欺

眷村子弟，因竊盜案進出監獄累計達十年之 中 008

男

45

久，亦因當人頭而積欠國稅局和銀行鉅款， 非常好的報導人 靠仲介朋友介紹打零工。

中 009

男

45

同上。

同上

許華孚、孔健中、黃千嘉、劉育偉

34 編碼

性別

年齡

經歷

備註

有兔唇，領有廚師執照，今年（2009 年）七 中 010

男

44

月後才找不到工作，對於街友受歧視的描述 政治分析精闢 淋漓盡致。 曾為自行車廠的總經理，離開該廠後進入人

中 011

男

50

力仲介業，因長期負擔母親醫療費用而無存 款且因此離婚。 高鶯歌人，曾做地下錢莊討債，因此入獄幾

中 012

男

29

個月，各式各樣的工作經歷豐富，母親重度 憂鬱症入院。

嚼食檳榔，但衣著整 齊，健談

高瘦，對於危險的 警覺性高

台北人，本行為做麵包、饅頭，但因沈迷於 很年輕，國語極標 中 013

男

30

網咖而失業，出陣頭的經驗豐富，因涉入案 準，網路遊戲的老 子，最近等待法院宣判，有入獄或服勞役的 手，曾幫網路警察 心理準備。

抓到罪犯

士官長退伍後，退輔會介紹至基隆港務局工 中 014

男

60

作，因走私被開除，於民間的機械工廠工作 寫得一手好字，親 而至傷殘，40 歲時於白天打零工，晚上至台 戚多半為公家單位 中高攻讀補校機械科。 從小身體不好，老家在台中公園附近，曾從 興趣是撿別人不要

中 015

男

42

事送瓦斯、開計程車與賣水果等生意，但因 的玩具佈置自己的 好賭，因此一再失敗，乃至恐嚇取財。

中 016

男

43

台東原住民，從跑船、在西部各縣市當建築 工，認為政府沒有善盡照顧街友的責任。

腳踏車 分析精闢

過去在台北縣任職，調來台中市後負責取締 中 017

男

35

賭博，認為現任台中市長與媒體關係良好， 個性熱心且正直 掩蓋了治安與遊民問題的惡化。

嘉 001

男

44

屏東人流浪到高雄、嘉義，屏東有家但不回 第二次訪問始獲研 家，一直以來都是臨時工。

究進展

從底層階級到危險他者的「遊民」

35

編碼

性別

年齡

嘉 002

女

40

經歷 台北人，父母離異，台北某大專櫃小姐資歷 十年。 嘉義人，夫妻離異，一子在老家。曾任早餐

嘉 003

男

31

店、臨時工、夜市擺攤、現為平安站二手商 店店長。

嘉 004

男

60

嘉 005

男

27

嘉 006

男

38

嘉 007

男

54

嘉 008

男

49

嘉 009

男

58

嘉 010

男

72

嘉 011

男

32

嘉 012

男

73

備註 曾遭警逮捕卻隱瞞

第二次訪問始獲研究 進展

嘉義人、站內三年多、做過運將、賣雞肉飯， 第二次訪問始獲研 有二子，於嘉義當地流浪。

國中肄業就出外流浪、做粗重臨時工。

單身、與家裡斷絕往來、失業而流浪。研究 所畢業生。

多在鳳山流浪後為高雄平安站義工。

究進展 在溝通互動上具表 達障礙 得就業服務站之工 作媒合已離開平安 站 第二次訪問始獲研 究進展

跑船工作受傷後流浪三年多、家裡沒人了、 第二次訪問始獲研 又身體不好。

究進展

老家嘉義，戶籍桃園、離婚、無父母、二女、 第二次訪問始獲研 曾任保全短期工。

究進展

兩子（一子亡）、曾因談及家人而悲痛，且 二次訪問後不久即 拒絕訪問。

離開平安站且失聯

多次往來花蓮、台北、新竹等地找尋臨時工， 第二次訪問始獲研 花蓮原住民。

究進展

聲稱從美國越南軍事外勞回來，有雙重國

第二次訪問始獲研

籍。

究進展

許華孚、孔健中、黃千嘉、劉育偉

36

附錄二 : 受訪遊民訪談大綱 一、請您談一談來到平安站之前的生活概況？ （訪問提示：成為街友的原因、與家人的聯繫情況、自己如何看待自己是街友的身 份、在街友生活圈中的日常生活經驗（逃避警察、乞討食物、搶佔地盤、衛生情況、性 經驗、被「社會排除」【國家、社會歧視、精神病理之對待、衛生醫療之歧視、文化體 系與自我信仰之排除】的情況。）

二、請教您是在何種機緣下來到平安站？ （訪問提示：到平安站的來由、對平安站的第一印象、在平安站裡的生活情形與外 界流浪之差異、描述一下平安站裡的內部管理情形、裡頭街友的互動情況（衝突與和諧 面、小團體鬥爭、自我馴化、談論議題、衛生情況、性經驗……））

三、以下問題將向您請教關於您本身、其他街友和警察互動之經驗。 （一）請您分享第一次與警察人員接觸的經驗？ （註明是制服或便衣，訪問提示：在什麼地方、當日事件發生的描述、當日自己的 感受） （二）成為街友後，您對警察的基本印象是…… （訪問提示：是否有給警察取綽號或代號？稱呼其綽號之理由、如何區辨便衣和制 服的警察？您對警察的基本印象是正面、負面或沒有評價呢？） （三）您自己親身遭遇警察盤查或曾聽過其他街友遭遇警察時的應對經驗是…… （訪問提示：警察盤查時通常說了些什麼？警察盤查時最常要求街友做的動作是？ 與警察人員的接觸中會特別注意警察的哪些動作、反應？在與警察人員的接觸中會特別 注意自己的哪些動作、反應？街友被盤查後大家會彼此交換相關經驗嗎？您認為警察是 如何看待街友？） （四）當面對警察盤查時，自己落單與和其他街友在一起的情況有何不同？ （訪問提示：請您說說是否有落單時遭遇盤查的經驗（好與不好的經驗）？是否再 說說看和其他街友在一起時被警察盤查的經驗（好與不好的經驗）？兩者經驗的差異為 何？警察面對落單街友與一群街友之待遇差異？）

從底層階級到危險他者的「遊民」

37 （五）您認為在警察人員接觸（或盤查、逮捕）的過程中，有哪些方法可以成功順利脫身， 短期內不會再遭受到警察的打擾？ （訪談提示：盤查時可以對警察動之以情嗎？警察會期待您說出其他街友的事情， 是有關哪方面的事？您對於主動向警察提供其他街友線索的看法是……、倘若您提供其 他街友線索，警察通常如何反應？） （六）請您分享一下，您對警察在盤查街友時的評價是…… （訪問提示：請您分享對警察曾經對您盤查或聽過其他街友遭盤查之經驗之整體感 受是……、請您分享一下自己期待警察用何種方式、態度來面對街友？如果您是警察是 會如何面對街友？） （七）請問您還有其他想和我們分享關於與警察互動的經驗嗎？

許華孚、孔健中、黃千嘉、劉育偉

38

附錄三 : 受訪警察人員訪談大綱 一、客觀事實 （一）處理流程 詳明對於遊民業務的行政協助流程（注意流程中包含的所有行動者與機構） （二）時點 1. 從頻率問起，從最近一次、或最近一個月的經驗談起 2. 找出有無特定的模式（如與政治事件或社會事件平行；若是指示主導的驅離，是常態 或偶發，找出時間線） （三）態度：主動 vs 被動 1. 主動的行動脈絡：如何辨識出目標對象 2. 陌生人、危險的意味 3. 被動又是誰通報或委任：告發 / 舉報者的背景、動機、述詞（侵犯誰的領域、違背誰 的意願、損害了誰的利益） （四）行動處置 1. 與其他社福機構的互動模式 2. 與人員的互動 （五）維護社會秩序與整頓市容的具體作為 包含哪些對象，與處理遊民的差異

二、主觀感受 （一）個人對遊民的觀感：歷史時期的分野是否也是觀念的轉變？ （二）值勤時的經驗： 1. 最特殊的案例 2. 最一般的情形 3. 長期發展的趨勢：人口屬性的變化趨勢 （三）自建的分類：好 / 壞遊民 （四）情感層次的解讀（可將第一年所做的一些分析與之分享，得到一些反饋） （五）對整個遊民治理體系的評價（處遇過程中最為難、最無力的地方） （六）警察與遊民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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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1. 遊民成為受害者時，警方的態度與處遇？ 2. 角色關係：警—民；守門人—局外人；維安者—麻煩製造者

許華孚、孔健中、黃千嘉、劉育偉

40

犯罪學期刊 第十七卷第一期，民 103 年，41-62 頁

從底層階級到危險他者的「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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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共同打擊跨境犯罪與執法合作 孟維德

摘 要 海峽兩岸相關機構於 2009 年簽署了「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與 1990 年兩岸先前所簽署的「金門協議」相較，該協議內容更加完善，諸如導入司法互助 及兩岸特定的接洽管道及處理程序等項目。換言之，新協議讓兩岸執法相關部門建構了 更正式的合作機制。 在新協議中，合作項目包括了共同打擊犯罪、文書送達、調查取證、罪贓移交、 裁判認可、人道探視、罪犯接返及其他雙方同意的合作事項。從新協議簽署之後，海峽 兩岸執法部門已積極根據協議宗旨規劃與執行相關活動，多項統計數據顯示該協議有助 於控制海峽兩岸的跨境犯罪。此外，該協議亦有助於促進臺灣與東南亞國家簽署類似協 議，進而降低臺灣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跨國犯罪。 儘管如此，在兩岸合作過程中仍存在某些問題待解決。受主權爭議所影響，跨境 執法合作工作在偵查、情資交換、犯罪預防及罪犯遣返等方面遭遇問題。為能有效解決 諸項問題，兩岸主關機關應建構更多的互信、適當調整法律機制，好讓該協議更具可行 性與功能性。本文內容即在探究該協議的內容、功能、挑戰及未來的展望。 關鍵字：跨境犯罪，跨國犯罪，執法合作，犯罪控制。

Mon, Wei-Teh 42

Cross-border Crime Fighting and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1 Mon, Wei-Teh2

Abstract Authorities in Taiwan Area and Mainland China Area signed the “CrossStrait Joint Crime-Fighting and Judicial Mutual Assistance Agreement” in 2009. Compared to the former relevant instrument, the Kinmen Agreement, signed in 1990, it incorporated more specific contents like the scope of the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pecific contact process and channels. In other words, it has established a more form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between cross-strait law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s. In the agreement, the cooperation items include joint crime-fighting, delivery of documents, investigation and collection of evidenc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civil judgments and arbitral awards, apprehension and return of persons and other items of cooperation agreed to by the Parties. Since the signing of the agreement, law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s in both regions have made some achievements, and statistically it did help controlling cross-border crimes in cross-strait areas. Besides, it can indirectly foster the signing of similar agreements for Taiwan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contributes to the crime control in East Asia. In the process of cooperating, some difficulties need to be solved. Affected by sovereignty disputes, cross-strait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still targets problems in investigations, technical exchanges, crime prevention and the repatriation of criminals. 1　This article is a part of “An Empirical Study on Risk Factor and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of Cross-border Crime” (NSC101-2410-H-015-004-MY3) sponsored by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wan. A portion of this article was previously presented at the 51st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cademy of Criminal Justice Sciences (ACJS) in Philadelphia, PA, USA, from February 18-22, 2014. 2　Mon, Wei-Teh（孟維德）, Professor and Chair of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Police,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Taiwan,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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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uthorities in both regions should build more mutual trust and adjust the law system to make the agreement become more useful and practical.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tents, achievement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of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Keywords: Cross-border Crime, Transnational Crime,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Crime Control.

Mon, Wei-Teh 44

Introduction Crime can not be clearly realized and effectively controlled outside its social context. Crime is always a silent partner during modernization process. Although the effect of globalization has facilitated progres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creates new and favorable contexts for crime. The dramatic advances in technology, especially in the communi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ies, increase cross-border linkages and make national frontiers more permeable than before. 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mpediments to travel and cross-border transactions have been decreased, crimes such as fraud, forgery, money laundering, identity theft, and commerce in illegal materials have now taken on cross-border dimensions, where their investigation is made more difficult by geographical and jurisdictional limitations. Since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Mainland China have relaxed cross-strait policy, flows of people and business activity across Taiwan Strait have intensified gradually, giving rise to various patterns of crime. Therefore, there is urgent need for both governments to be responsible of dealing with these problem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Crime is increasingly global and law enforcement agency is forced to respond correspondingly. Although the Cross-Strait exchange in all aspects stopped in 1949, there's been growing non-governmental contact betwee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since 1980s3. Under such social and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issues about illegal immigration occur more frequently in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refore, both governments of the Taiwan Area and the Mainland China Area tried to find a constructive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s about illegal immigration across the Strait. The cooperation in criminal matters between the cross-strait governments began with the conclusion of the so-called “Kinmen Agreement” in 1990, which was signed by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China Area Cross-Red Society. Since then, the agreement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legal basis for dealing with the issues about repatriation. As an unofficial agreement, “Kinmen Agreement” only aims to repatriate the stowaways and illegal immigrants to their

3　Taiwanese people have been allowed to go to the Mainland China Area for visiting family and relative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application since 1987. Since then, most Mainland Chinese people have tried to enter the Taiwan Area by an illegal way in order to find jobs and earn money. On the other side, most Taiwanese criminals run away and slip into the Mainland China Area in order to avoid the legal sanction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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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s of origin by a safer and more humanitarian way4. In order to enforce the repatriation, the cross-strait governments agree to establish a more systematic repatriation process to hand over the stowaways and illegal immigrants to the predetermined ports which are Kinmen and Machu in Taiwan Area, and Xiamen and Mawei in the Mainland China Area, respectively.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Kinmen Agreement”, the two sides started to enforce the repatriation 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rules regulated in the agreement.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of both areas begin to establish new cross-border networks to exchange crime intelligence, carry out common operations and promote ongoing dialogue about effective operational responses. These new networks create the personal and institutional cross-border relationships that are the necessary foundations on which law enforcement collaborations are built. It is declared by the Taiwan authority that over 40,000 people of the Mainland China Area have been returned back to the Mainland China Area since the conclusion of the agreement in 19905. By contrast, it is reported that over 300 Taiwanese criminals who stowed away to the Mainland China Area were sent back to Taiwan from 1990 to 2009（National Police Agency, 2012）. Since 1990s, the cross-strait exchange has entered a new phase becaus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institutionalized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Straits Exchange Foundation of the Taiwan Area (SEF) and the Association for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of the Mainland China Area (ARATS). In 1993, the so-called “Koo-Wang Talks” (Koo Zen-fu, the chairman of the SEF and Wang Dao-han, the president of the ARATS) finally held in Singapore, and in that historic negotiation, four agreements were discussed and finalized6. It is said that “KooWang Talks” marked the milestone for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two-term Chen Shui-Bian Administration (2000~2008), the 4　The background that led to the conclusion of the Kinmen Agreement is that two boating disasters which happened in the Strait in 1990 left 46 Mainland Area people dead. Because of such serious sea casualties,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have highly humanitarian concern over how to send the people back to their place of the origin by a more safe way. 5　See the report in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R.O.C (Taiwan), 2013/7/25.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released by Taiwan National Immigration Agency, the total amount of the Mainland China people who have been sent back to the Mainland China Area is 50802, but the number is getting less for the past few years. 6　The four agreements are: the Agreement on the Use and Verification of Certificates of Authentic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Agreement on Matters Concerning Inquiry and Compensation for Registered Mail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Agreement on the System for Contacts and Meetings between SEF and ARATS; and Joint Agreement of the Koo-Wang Talks.

Mon, Wei-Teh 46 progress of institutional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had been on hold. However, on May 20th, 2008, Ma Ying-jeou was sworn in as the 12th-term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which not only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Ma Ying-jeou Administration but also symbolized the restart of the cross-strait institutional negotiations. Until now, the two sides have held eight high levels of Cross-Strait talks (Chiang-Chen Talks, Chiang Pin-kung, the chairman of the SEF and Chen Yun-lin, the president of the ARATS)) and reached 18 agreements in total. In the third round of “Chiang-Chen Talks” held in Nanjing in April, 2009, the two sides signed three agreements, one of which is “Cross-Strait Joint Crime-Fighting and Judicial Mutual Assistance Agreement”7. The background that led to the discussion and signing of “the Crime-Fighting Agreement” is that the cross-border criminal activiti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has threatened the social safety and legal order in the two sides more seriously than befor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and urgent for the two sides to establish a formal mechanism for both joint law enforcement and mutual judicial assistance in order to prevent and fight cross-border crime problems occurring currently i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As the SEF report says, one of the breakthroughs of the third round of Chiang-Chen Talk is the shift in focus from economic cooperation to social issues, which in turn led to the ratification of a highly anticipated Agreement on Joint Cross-Strait Crime-Fighting and Mutual Judicial Assistance. As it forms the basis of a cross-Strait platform dedicated to mutual judicial assistance, the joint law-enforcement agreement is expected to deter cross-border crime, provide a new communications channel and safeguard the lives and properties belonging to the citizens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Contents of the Cross-Strait Joint Crime-Fighting and Judicial Mutual Assistance Agreement It is increasingly infrequent for states and their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to engage in the efforts against cross-border crime unilaterally. Whether they opt to deploy their own networks of liaison officers to another’s national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or whether their 7　The other two agreements are: Cross-strait Financial Cooperation Agreement" and "Supplementary Agreement on Cross-Strait Air Tr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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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is to participate in an international forum to facilitate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states have already recognized that protecting their own territories from threats posed by crossborder criminal activity forces them into interdependence (Findlay, 1999; Lemieux, 2010). This interdependence specially relates to the sharing of information, the exchange of expertise, and the harmonization of criminal justice procedures. Multinational efforts aim for successes against the serious cross-border criminal groups by establishing political and operational approaches to enhance the capacities of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to initiate and carry out investigations that will span two or more borders (Mon, 2013). Effective cross-border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requires that national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restructure certain procedural conditions so that they may operate beyond the constraints of their domestic jurisdiction. Once national law enforcement institutions are structured in such a manner that information can flow more easily, the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should manage a shared system of practical knowledge, in terms of data and expertise on cross-border crime. Specially, national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should achieve a relatively autonomous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bureaucratic and political centers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jurisdictions. Nature of the Agreement In its foreword, the Crime-Fighting Agreement defines its purpose as “to safeguard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o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and maintain law and order in cross-strait contacts.” As pointed out above, the increasingly open cross-strait exchanges in all aspects for the past few years result in an increase in cross-border criminal activiti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n addition, large flows of people and business activities across the strait also give rise to various kinds of legal disputes and patterns of crime. Such a circumstance makes the people of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worry about the deteriorating condition of public safety. Therefore, the conclusion of the Crime-Fighting Agreement fulfilled such expectations of the people across the Strait.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conducted by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of Taiwan (MAC), it indicated that a high percentage (79.6%) of the public approve of the negotiation and signing of a cross-strait agreement on jointly fighting crime to resolve the issues of judicial investigation and expatriation of criminals8.

8　See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Website: http://www.mac.gov.tw. 2013/7/27.

Mon, Wei-Teh 48 As for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Crime-Fighting Agreement, it is a reciprocity agreement which is concluded by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on the basis of an equal footing. In the traditional theories on mutual judicial assistances, most measures on mutual judicial assistances should be enforced on the basis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or agreements concluded by the states concerned. However, because of the controversies and ambiguities in political issu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two sides to negotiate issues and conclude treaties or conventions by official government-level talks. Therefore, under the spirit of setting aside differences while striving for the common good, the Crime-Fighting Agreement was concluded through semi-official channels, that is, the SEF and the ARATS. Meanwhile, rather than by the official treaties but by the principle of the Reciprocity, the Crime-Fighting Agreement is seen as a semi-official document however recognized by the governments of the two sides. Structure and Regulations Structurally Speaking, the Crime-Fighting Agreement includes a much larger area than the 1990 Kinmen Agreement. As the full title of the Crime-Fighting Agreement suggests, it consists of two main parts, which are Joint Crime-Fighting Cooperation and Judicial Mutual Assistance. In detail, the Crime-Fighting Agreement, consisting of 5 chapters and 24 articles, covers not only the return of criminal suspects and convicts but also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regarding criminal activity, assistance in arrests and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and judicial cooperation in civil, criminal and administrative matters. The whole structure of the Crime-Fighting Agreement can be shown as figure 1. As for the detailed contents, they will be reviewed chapter by chapter as follows. Chapter 1 (General Provisions) consists of 3 articles (Art.1~Art.3) which not only define the scope of the mutual cooperation but also designate specific contact process and channels in order to make the cooperation measures operate more smoothly. As for the items of cooperation, six items are mentioned: (1) Joint crime fighting; (2) Delivery of documents; (3) Investigation and collection of evidence; (4)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civil judgments and arbitration awards (rulings); (5) Apprehension and return (repatriation) of persons against whom a criminal judgment has been rendered (convicted criminals); and (6) Other items of cooperation agreed to by the Parties. As for the contact process and channels, Art.2 and Art.3 mainly regulate the common sense of conducting regular working meeting, exchange of visits, and operational training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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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designation of the contact persons or other entities for the liais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rime-Fighting Agreement.

Source: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of Taiwan, ROC. Figure 1. Structure of the Cross-Strait Joint Crime-Fighting and Judicial Mutual Assistance Agreement Chapter 2 (Joint Crime Fighting) consists of three articles (Art.4~Art.6). Art.4 firstly defines the scope of the joint crime fighting cooperation which basically has covered all kinds of crime without distinction. Especially, it focuses efforts on combating certain types of serious criminal activities like homicide, robbery, kidnapping, smuggling, firearms, telecom fraud, economic crime, crimes of corruption, bribery and malfeasance, hijacking, narcotics smuggling, human trafficking and cross-border organized crime. After defining the cooperation scope in joint crime fighting, Art.5 and Art.6 specify the assistance in case investigation and the procedures of the repatriation. The former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exchanging crime information and assisting with case investigation and collection of evidence in order to combating cross-border crime in a more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way. On the long-term practical basis under the Kinmen Agreement, Art.6 reiterates the common sense of repatriating criminals between the two sides and establishes a more complete institutionalized repatriation mechanism

Mon, Wei-Teh 50 to make the repatriations to be carried out more smoothly, securely, speedily and conveniently. As for other considerations, it incorporates some common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mutu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such as the “Principle of Non-Extradition of Nationals and Political Prisoners” 9 so that the principle of non-repatriation of military,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offenders, and no handing over of one’s own citizens are provided in the Crime-Fighting Agreement (Art.6, para.3). Chapter 3 (Judicial Mutual Assistance) consists of 6 articles (Art.7~Art.12) which cover six elements of judicial mutual assistance, respectively. At first, “Document Delivery” may be taken as the most basic element in the cross-strait judicial mutual assistance because the litigation proceeds according to law and other criminal procedures cannot be ensured without the timely and effective delivery of judicial documents. The scope of the “Investigation and Collection of Evidence” basically includes “collecting depositions and statements; providing documentary evidence, material evidence, and audiovisual materials; ascertaining the whereabouts and confirming the identity of parties concerned; conducting inquests, identifications, examinations, interviews and inquiries; searching and detaining (Art.8).” Art.9 provides the “Returning the Proceeds of Crime.” The two sides agree to give assistance to recovering and restoring the proceeds of crime or the transformed or converted value thereof within the scope of non-contravention of each Party’s own rules and regulations. By the cooperative measures, it will ensure not only that criminals cannot get profit from their criminal activities but also that the victims of crimes can gain compensation or reduce their loss. As for “Recognition of Judgment” in Art.10, the purpose of the article is to enable the enforcement and assertion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to be facilitated timely and effectively in each Party’s side by means of giving recognition to the other side’s judgments and arbitral awards. Of course, such a mutual assistance shall be carried out on the basis of reciprocity. The last two articles of the Chapter are about “Handover (Repatriation) of Criminals” and “Humanitarian Visits,” both of which are incorporated on human-right and humanitarian grounds. According to the former, based on principles of humanity and reciprocity and with all consent of the requesting party, the requested party and the person in question (the convicted and imprisoned criminal), the person in question on each other’s side can be handed over to the authorities on his/her home side, and follow-up judicial proceedings can be conducted. The latter provides some necessary assistance for visits by family members on one side to people under incarceration on 9　States usually don’t extradite their own nationals or political prisoners to a foreign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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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ther side. For that, the two sides have to act through judicial mutual assistance channel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lawful rights of criminal detainees. Chapter 4 (Request Procedure) consists of 8 articles, which provide the basic procedures for the requesting and the requested sides (Art.13 and Art.14), and other subsequent measures like “Denial of Assistance”, “Confidentiality Obligation”, “Restriction on Use”, “Mutual Exemption of Certification”, “Document Format” and “Expenses of Assistance” (Art.15~Art.20). The last Chapter (Supplementary Provisions) consists of 4 articles (Art.21~Art.24) which are provisions about the amendment procedure, dispute resolution, the decision procedure about matters not mentioned, and how it enters into force.

Crime Control Achievements of the Agreement When the need for connectivity is taken into cross-border dimensions and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are required to work with offshore counterparts who may not share their legal system and law enforcement culture, or even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the challenges are substantial. The capacity of law enforcement agency to respond to cross-border crime depends on its ability to create effective cross-border networks and to manage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s needed to maintain them (Mon, 2011).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in response to cross-border crime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macro-level agreements between national governments, through meso-level continuing operational collaborations between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in different jurisdictions, or through micro-level cross-border investigations of specific incidents. These three levels of cooperation can be formalized through the “Cross-Strait Joint Crime-Fighting and Judicial Mutual Assistance Agreement.” Joint Crime-Fighting Since the conclusion of the Crime-Fighting Agreement, it has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 in the aspect of joint crime fighting, especially in the repatriations. For example, it is said that since the agreement entered into force on June 25, 2009, the Mainland China Area has

Mon, Wei-Teh 52 repatriated 106 wanted criminals to the Taiwan Area until the end of April, 201110. In some cases, Th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Bureau of Taiwan has also dispatched officers directly to the Mainland China Area in order to bring back fraud perpetrators and economic offenders to Taiwan. That can be seen as the practical symbol of implementing the clause regulated in the Art.6 of the agreement.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report of the Taiwan side, it is said that “as of the end of April 2011, the two sides had mutually exchanged crime-related information on over 1,300 cases. They also cooperated in breaking 31 cases of fraud, kidnapping, drug trafficking, and robbery, arresting 1,423 suspects (838 from the Taiwan Area and 585 from the Mainland Area). The cases included 22 cross-border telecommunication fraud cases, netting the arrest of 1,385 suspects (815 from the Taiwan Area and 570 from the Mainland Area) 11”. In a word, since the fraud surge became a serious criminal activity the Taiwan Area in 2000, the reported case numbers from 2004 to 2008 have been more than 40,000 per year. After the enforcement of the cross-strait cooperation in combating cross-border crime, it is reported that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2009, mainland China has cooperated with Taiwan in order to combat fraud, leading to the number of reported cases dropping to 38,802. The number of fraud cases in Taiwan decreased by 45 percent after several big-scale operations such as the Operation 1011, showing that the action had effectively deterred fraud syndicates from engaging in crossStrait fraud”. Furthermore, in the Taiwan Area, the annual average fiscal loss due to fraud amounts was more than NT$ 10 billion from 2005 to 2009. However, that amount has been reduced to NT$ 6.12 billion—the first time that it has been fewer than NT$ 10 billion since 2005. In 2011, the fraud fiscal loss amount dropped to NT$ 4.98 billion (Lin, 2013). All these achievements has symbolized the success of the cross-strait cooperation in combating crossborder crime.

10　See the report issued by the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Website, www.mac.gov.tw/public/Data/181 811155971. pdf, 2013/7/28. Besides, the report also highlights an important and successful cooperation case that “On June 22, 2010, the police on both sides simultaneously launched the "Operation 1011” — the largest and highestlevel cross-strait anti- fraud operation in history. Both sides began their full searching actions at the same time. In Taiwan, the police conducted a comprehensive sweep of 57 locations in 12 counties, lead to the arrest of 76 people, while the Mainland police conducted a sweep of hundreds of locations in over 20 provinces and cities, leading to the arrest of 82 criminal suspects, for a total of 158 arrests. The Taiwan police also recovered NT$63 million from the ringleaders.” 11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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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ides, it is worthy to mention one case, which occurred on April 12, 2013, two Taiwanese suspects who put bombs in the train of the Taiwan High Speed Rail, run away to Guangdong Province in Mainland China soon after committing the crime. In order to arrest the suspects timely and effectively, the police authorities of the two sides carried out active and effective cooperation and assistance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ase so that the suspects were repatriated smoothly and rapidly back to Taiwan on April 16, 2013. Judicial Mutual Assistance Since the start of the agreement, judicial authorities concerned of both sides began to discuss and carry out detailed measures and procedures. China's Supreme People's Court issued a regulation instructing lower courts on how to serve judicial documents, investigate evidence in cases involving cross-strait elements and improve relevant administration on June 14, 2011 (Cohen, 2011). In addition, Taiwan's Prosecutor General also started his first visit to Mainland China in order to discuss how to improve practice under the agreement, including mechanisms for remote interrogation of witnesses across the Strait (Cohen, 2011). And such 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s are also held in Taipei. As far as effectiven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judicial mutual assistance is concerned, MAC reported that “as of the end of April 2011, the two sides had mutually provided judicial documents, conducted investigations and gathered evidence, and assisted with arrest and repatriation in over 16,300 request cases. These include over 12,500 cases involving the mutual sending of judicial documents and nearly 2,000 cases involving investigation and evidence gathering, assuming custody of inmates, and reporting important information12”. A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situation of “the Crime-Fighting Agreement” since its conclusion, is shown in Table.1. From the above analysis, it is obvious that with the efforts of National Police Agency of Taiwan, successful cross-strait cooperation have proved that there is no geographical restriction regarding the combating cross-border crimes. In fact, besides National Police Agency, other law 12　See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Website, 2013/7/28. The report also mentioned that “Institutionalized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ensure notification of cross-strait court cases and delivery of documents. Moreover, they have allowed the people of Taiwan to make humanitarian family visits to Taiwan persons incarcerated in the Mainland Area. Therefore, the mutual assistance carried out actively by related agencies of the two sides under the Agreement can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life, property, and judicial rights of the people.”

Mon, Wei-Teh 54 enforcement agencies in the Taiwan Area also cooperated with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s in the Mainland China Area to combat cross-border crime. By April, 2012, the Investigation Bureau, Ministry of Justice in Taiwan has exchanged crime information with authorities concerned in the Mainland China Area to crack 9 cross-border drugs smuggling cases, seizing 1,281 kilograms of ketamine and 14 kilograms of ecstasy-group substance and arresting 31 suspects.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of Taiwan also teamed up with police in the Mainland China Area. In the same period, it exchanged crime information with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s in the Mainland China Area, cracking 5 cross-border drugs smuggling cases, seizing 789.4 kilograms of ketamine and arresting 35 suspects13. These two agencies also make some achievements after the signing of the cross-strait agreement. Table 1. Statistics for the cases on “the Crime-Fighting Agreement” (Unit: Case)

Data source: Ministry of Justice, Taiwan, ROC. Statistical period: from 2009/06/25 to 2013/06/30.

13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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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ombating Transnational Crime in East Asia Before the signing of the crime-fighting agreement,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in crossstrait regions lacked a form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thus could not control cross-border crimes effectively. Some criminals even spread their illegal activities out to east Asian countries. After the agreement being into force, it not only helps to control cross-border crimes between cross-strait areas but also helps to control the transnational crimes that extend to east Asian countries. Since the signing of the agreement, fighting fraud crime is always the top priority. Members of fraud gangs evolve quickly, including the enlargement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he usage of new technology, and highly reproducing ability. Since their development in the early stage, their strongholds have extended from cross-strait area to Southeast Asia. After signing the agreement,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in Taiwan area and Mainland area actively fight fraud crime and conduct several cooperative oper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which help to restrain fraud crime. Drug smuggling is also a serious problem in cross-strait areas. Criminals take advantage of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various channels to smuggle drugs. In addition, criminal gangs in cross-strait regions combine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Based on the agreement, police in Taiwan area and Mainland area exchanged information and deal with drug-related cases. Criminal Investigation Bureau in Taiwan also assigned liaison officers to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o collaboratively fight drug smuggling. The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among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has been carried out for many years. In that area, the golden-triangle district was once the important source of heroin. Also, there are terrorism groups launching violence attacks in Philippines, Indonesia and Thailand. Furthermore, there are serious human trafficking and immigrants smuggling problems in Vietnam, Thailand and Burma (Mon, 2012). To deal with these cross-border crimes, te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formed the ASEANAPOL (ASEAN Chiefs of National Police), held multi-level conferences, passed and signed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treaties to show their determination. The communiqué of the ASEANAPOL has identified the following areas of concern: illicit drug trafficking, terrorism, arms smuggling, human trafficking, maritime fraud, commercial crimes, bank offences, credit card frauds, cyber crimes, fraudulent travel documents,

Mon, Wei-Teh 56 and transnational frauds (Casey, 2010). And they did make good efforts in cooperative fighting transnational crimes. Police in the Taiwan Area has close cooperation with thes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n terms of types of crime, fraud, drugs smuggling, human trafficking, and prostitution are all the important issues being concerned.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National Police Agency of Taiwan sent liaison officers to Thailand, Indonesia, Vietnam, Malaysia and Philippines and has got some achievements in investigating transnational crimes. The signing of the agreement can be helpful for crime control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Following by the more cultural and economic exchange,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crime incidents that occur between cross-strait areas and among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With the agreement to institutionalize cross-strait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more cross-border crimes and transnational crimes could be discovered, investigated and solved. To some extent, the agreement reveals that the Mainland Area recognized the ruling power of the Taiwan Area, as far as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is concerned. We know that in the last century, the sovereignty disputes between cross-strait areas did affect the willingness of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o cooperate with Taiwan. However, after the agreement coming into forc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re more willing to team up with Taiwan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in fighting crimes. Some successful cooperative operations are as follows. On June 9, 2011, police in both areas cooperated with police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o investigate cross-border fraud gangs. This Operation “0310” broke total 170 crime strongholds and arrested 692 suspects.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police in cross-strait areas jointly combat crime with a third country. In this operation, it was the first cooperation launched between the Taiwanese and Vietnemese police. Moreover, it also established a perfect basis for the follow-up synchronized raids between cross-strait police and those of six other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14 On July 6, 2011, 14 suspects were repatriated from the Mainland Area to Taiwan through “Taipei-Beijing” direct flight for trial. These fraud suspects were arrested and transported to 14　Opening Up and Guarding the Country: Benefits of the 16 Cross-Strait Agreements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June 2012), www.mac.gov.tw/public/Data/2101911582271.pdf; and Office of Information Services, Executive Yuan, “Premier Praises Fraud Investigators, Urges Vigilance against Drunk Driving and Student Drug Abuse,” press release, June 26, 2012, http://www.ey.gov.tw/pda_ en/News_Content.aspx?n=1C6028CA080A27B3&sms =E0588283EFAA02AD&s=B434B85F768501AC (both accessed June 25,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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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land Area earlier the same year by Philippines. All 14 suspects were sued and on the basis the police arrested another 57 suspects. On September 28, 2011 cross-strait police executed Operation “0928” with police from other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n the operation, 2,553 police were mobilized, 827 suspects were arrested and 166 criminal strongholds in the Taiwan Area, the Mainland Area, Indonesia, Cambodia, Malaysia, Thailand, Vietnam, Philippines and Laos were uncovered. This operation highlighted the effort of cross-strait police to cooperate with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o combat cross-border fraud crimes. 15 On November 6, 2012, police in Taiwan teamed up with Public Security Bureau of Beijing City, police of Vietnam and Crime Investigation Bureau of Indonesia targeting “cross-border fraud crime gangs”. In the operation, 39 crime strongholds including traffic and transfer engine rooms were uncovered and 159 fraud gang members were arrested including 151 from the Taiwan Area and 8 from the Mainland Area.16 Knowing the benefits of signing formal agreement with another region, Taiwan police actively sought opportunities to collaborate with other east Asian countries. After signing of the Cross-Strait Joint Crime-Fighting and Judicial Mutual Assistance Agreement, Taiwan has signed the similar agreement with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Vietnam (in 2012), Thailand (in 2013), and Philippines (in 2013).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During the last years,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skilled in managing networks and relationships at all levels, but the challenges involved are somewhat more complex in the cross-border environment, as there are more players involved, and it brings into play concepts such as sovereignty and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in which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operate. In fact, cooperation requires the full support of politicians and other officials who determine national policies, such as diplomat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untries. If political barriers are not eliminated, attempts at cooperation are stymied. Besides, 15　 NPA website, http://www.npa.gov.tw/NPAGip/wSite/ct?xItem=63188&ctNode=12556&mp=1, 2013/9/14. 16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website, http://www.moi.gov.tw/chi/chiipmoi_note/ipmoi_note_detail. aspx?sn=58, 2013/9/14.

Mon, Wei-Teh 58 while considerable work has already been done on the harmonization of laws and procedures, jurisdictions continue to have different legal traditions, political structures, and value system. I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jurisdictions are great, cooperation can be difficult. The resources needed to maintain cooperative agreement is a considerable challenge. Maintaining an effective network of liaison officers or simply ensuring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numerous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arrangements can be extremely costly. Distrust of different jurisdiction’s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particularly because of suspected corruption, is a major inhibitor of cooperation. If a country is known for being corrupt, the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ll be seriously evaluated and operated. Incompatible situations, whether it be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r political stability, are likely to influe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cooperation.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lack the personnel, equipment, and other resources to implement agreements with more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civil war or other internal conflicts in a country will evidently affect its ability to cooperate with other partners. More prosperous countries are generally seen as donor and less prosperous countries are seen as recipients, and this imbalance may hinder true cooperation. Finally, prosecuting certain cross-border criminal activities can be particularly challenging as there can be concerns over confessions or other evidence obtained in different jurisdictions and formatted from other customs, and practical difficulties with the appearance of witnesses.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As already indicated above, the people and the governments of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may be satisfied with the pace of the progress made in some aspects of the Agreement.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in the existing cooperation mechanisms. As one of the senior prosecutors said, “Cooperation between two jurisdictions politically antagonistic towards each other is no bed of roses (Lin, 2012).” In other words, 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 still have to work to full capacity toward resolving some unresolved disputes concerning crime fighting measures and judicial mutual assistance. Basically speaking,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existing cooperation and assistance mechanisms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of the Agreement come from two aspects, that is, the political factor and the legal factor. Firstly, as for the political factor, it is an undoubted fact that the current and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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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 in politics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ment. Additionally, we cannot ignore the influential element of Party Politics in Taiwan which exposes the differences on policies toward the Mainland Area between the opposit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and the ruling Kuomintang (KMT). Therefore, more notice needs to be taken of how the domestic political situation develops in the future in Taiwan. Leaving aside the question about the political factor anyway, the legal factor might be the most pressing problems so far. Most of legal problems occurring in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ment might stem not only from the differences of legal systems in the two sides but also the disagreement over some certain ambiguities in the existing cooperation mechanisms, including the definition and explanation of the Agreement. As for this part, the viewpoint of an American commentator is right to the point. He said that “The Mainland Area has long been a haven for Taiwan's economic criminals. In the past it often refused to return them on the ground that their alleged misconduct did not constitute a crime in the Mainland Area. Taiwan had high hopes that the situation would be improved by the Agreement, which, in a case that is not recognized as criminal by one side, authorizes assistance if the case involves major social harm, and both sides agree to cooperate. Despite the flexibility provided for by the Agreement, the work of returning Taiwan's major economic criminals has not been effective (Cohen, 2011)”. Besides, one of the difficulties comes from the poor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In the Taiwan Area, Ministry of Justice is designated as its sole agency in charge of crossstrait judicial cooperation. By contrast in the the Mainland Area, the authorities concerned are divided in to four agencies which include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and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Under such a situation, the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s in the crime fighting measures and judicial mutual assistance cannot be responded to each other flexibly and quickly. The Taiwan's Deputy Minister of Justice have ever claimed that “many of Taiwan's requests are pushed around among the different departments for quite a long time and some eventually get rejected (Cohen, 2011)”. Prospects for a Closer Cooperation In view of the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in the existing mechanisms of the Agreement,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have to give their best shot to put the articles of the Agreement into practical use in the future. Otherwise, the Agreement will be in danger of becoming a dead letter. As Te-Hua Lin, the Commissioner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 Bureau of Taiwan said, “In facing

Mon, Wei-Teh 60 this new generation of crime, differences must be put aside, hard facts recognized, and sovereign barriers avoided to create a win-win situation under the concept of combating crime without territorial or political restrictions (Lin, 2013)”. Many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nd proposals have been made by experts in the area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Now the problem is how to get better and direct communication with each other and then how to implement the agreements in a meaningful and constructive approach.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implementation, experts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need to propose more direct communication between counterparts at each level of every government agency involved, with these partners holding periodic meetings to assess progress17. Therefore, one of the methods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lligence exchange. Intelligence is the beginning of every investigation, and intelligence exchanges must be rapid if a timely response, prevention, or search is to be gained. Besides establishing a more direct and convenient framework for 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 the even more challenging issues for a closer and more smooth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lie in how governments of 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 overcome the differences both in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for fair criminal procedures and in criteria for certifying the other side’s documents or evidences concerned. In a word, a closer cooperation of the two sides in the crime fighting and judicial mutual assistance lies in two parts, that is, the establishment and continuing reinforcement of the mutual trust in politics,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systems and regulations in law. Close and continuing cooper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Area is undoubtedly essential for combating cross-border crime and maintaining order in the Strait.

17　See the report of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www.mac.gov.tw, 2013/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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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學期刊 第十七卷第一期，民 103 年，63-84 頁

集合式住宅社區駐衛保全人員工作滿意度因素研究 : 以大台北為例 1 梁心禎 2、王伯頎 3

摘 要 台灣保全業發展歷程已邁向興盛蓬勃的階段，這些年來，駐衛保全的成長更有如黑 馬般的成為保全業最重要的發展項目，目前全國保全從業人員佔大多數皆為住宅社區保 全人員，學術界對於保全員工作滿意度之研究已有數十篇論文，但針對社區駐衛保全工 作滿意度之研究卻佔較少篇幅，然而現今城鄉住宅建築型態，已逐步趨向高樓化之集合 式住宅社區發展模式，社區駐衛保全工作將成為與社會治安連結的重要職場，成為台灣 保全產業發展重要關鍵。故本研究可歸納之目的為：( 一 ) 瞭解社區駐衛保全人員之工作 滿意度現況。( 二 ) 分析影響社區駐衛保全人員工作滿意度之因素。( 三 ) 針對保全公司， 提出改善工作滿意度之策略。( 四 ) 針對社區管理委員會組織，提出影響工作滿意度之因 素，以期避免促發情緒之風險因子，提高工作效能，使得消費者能夠得到更佳服務。 本研究探討集合式住宅社區駐衛保全人員工作滿意度之影響因素，期能夠提出務實 的改善方針，以建構業者、社區及保全人員三贏的發展。研究方法採問卷調查之量化法， 並以大台 地區共 40 家保全公司派駐於社區服勤之 1100 名保全人員為問卷發放對象，其 中包含 177 名駐勤幹部及 923 名基層警衛，根據回收資料進行統計分析，針對人口背景 特性、社區環境、公司組織、工作承諾等變項，分析出其影響因素及因應對策。 本研究發現影響保全人員工作滿意度的重要因素為：( 一 ) 已婚保全人員較滿意於 工作。( 二 ) 工作承諾高之人員較滿意於工作。( 三 ) 服務之社區型態會影響工作滿意度。 ( 四 ) 服務公司管理友善合理對保全人員工作滿意度較高。

1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寶貴修正意見，特此感謝。 2　國立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碩士，台灣東急警保全公司總經理。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生 3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所博士，銘傳大學社會與安全管理系助理教授，通訊作者。

梁心禎、王伯頎 64 本研究最後對於改善保全人員工作滿意度提出 4 點建議為：( 一 ) 強化保全人員的婚 姻與家庭的依附關係及優先晉用工作承諾感較高之保全人員。( 二 ) 公司應該適當根據服 務社區型態調高薪資或給予案場加給。( 三 ) 公司勤務幹部任用制度應以適當的外勤人員 為主。( 四 ) 社區管理委員會應與保全公司共同協助改善保全工作滿意度。 關鍵詞：駐衛保全；工作滿意度；社區保全；保全業

集合式住宅社區駐衛保全人員工作滿意度因素研究 : 以大台北地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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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on of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in guard security personnel job satisfaction factors: Taipei area as an example Liang, Shin-Jen、Wang, Po-Chi

Abstract The security business in our country has been developed prosperously. In recent years, the stationed security has grown to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development item in the security business. Nowadays, most of the domestic security employees are the security personnel in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and there have been already a few dozens of academic papers studying the job satisfaction of the security personnel; whereas, there are not so many researches on the job satisfaction of the stationed security in the communities. However, the existing urban residential architecture has been gradually developed toward the high-rise condominium communities and the community stationed security job will become the important field that links with the public order. In addition, the need for dispatch workers will increase in a large amount annually, thus becoming the important key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security business. Accordingly, the objects of this research that can be induced are (1)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job satisfaction of the community stationed security personnel (2) analyzing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job satisfaction of the community stationed security personnel (3) providing the security companies with the strategy for improving the job satisfaction of the stationed security personnel and (4) providing the community management committee with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job satisfaction of the stationed security personnel, so as to prevent from priming the risk factors of emotion and to improve the work efficiency of the security personnel, allowing the consumers to have better services.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d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job satisfaction of the condominium stationed security personnel, in order to propose a practical improvement

梁心禎、王伯頎 66 plan, thereby constructing the three-win development of the security business, the community and the security personnel. The research was conducted by the quantification method using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1,100 security personnel who were stationed at communities in the metropolitan Taipei area, from 40 security companies. Of the 1,100 security personnel, there are 177 stationed supervisory staffs and 923 basic level guards.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based upon the collected data and the factors were analyzed for the variables, such as population background, community environment, company organization and work commitment, through the related literatures, the structure of research, the design of a rating scale and the results of analysis, thereby providing the strategy for improving the job satisfaction of the security work. From this research,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job satisfaction of the security personnel are that (1) the married security personnel are more satisfactory with the job (2) the security personnel with higher work commitment are more satisfactory with the job (3) the type of community that the security personnel work at will affect the job satisfaction of the security personnel and (4) the job satisfaction of the security personnel is higher if the company that the security personnel work for manages friendly and reasonably. Finally, the research proposes four suggestions regard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job satisfaction of the security personnel, including (1) intensifying the affiliation of the security personnel with marriages and families, and hiring the security personnel with higher work commitment as a priority (2) that the security company should raise the salary or provide the field bonus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community that the security personnel work at (3) that it is the first step of success for the security company to use primarily the proper field security personnel as the company supervisory staffs and (4) the community management committee should collaborate with the security company to help improving the job satisfaction of the security personnel. Keywords: stationed security；job satisfaction；community security；security business

集合式住宅社區駐衛保全人員工作滿意度因素研究 : 以大台北地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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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緣起 台灣保全業自 1978 年發展迄今已邁入第 36 年的歷程，經內政部警政署許可設立的 保全公司已達近 700 家之數，所屬外勤保全員額亦高達 8 萬人，由此可見保全業正如青 壯階層精進的快速成長，其主因顯然是社會政經變遷與民眾對於安全需求的提昇。尤以 近十數年間之駐衛保全發展可說是蓬勃興盛，此歷程中，駐衛保全已成為保全產業發展 之最主要的營運項目，然而大部分的駐衛保全業務皆為社區警衛派駐，儼然成為全國保 全從業的工作縮影，本研究即是從社區駐衛保全人員工作滿意情形來觀測出全國保全業 駐衛人員工作滿意度，並藉由其影響因素探討出改善之對策。 保全業經營項目區分為系統保全、駐衛保全、運送保全、人身保全等四大營業類別， 而其中以駐衛保全為主力經營項目的保全公司，佔全國業界總數九成之多，若以官方統 計目前台灣保全人員總數有近八萬人，則駐衛保全人數估計已超過 7 萬人以上之數，因 此駐衛保全市場需求量與從業人數也佔同業最高比例，以此人力數目評估，等同於全國 警察員額編制，若能善加運用如此龐大的保全基層，深耕無窮民力的治安防護力量，則 將使國家社會達到安定進步的榮景。 表 1-1-1 1993 年至 2009 年保全公司暨保全人員成長表 性質

當年申請家數

當年總家數

當年保全人員總人數

70

70

5406

1994

22

92

7165

1995

11

103

8044

1996

27

130

10209

1997

23

153

12047

1998

43

196

15483

1999

61

257

20366

2000

49

306

24285

2001

44

350

27802

2002

50

400

31803

2003

23

423

33642

2004

41

464

36841

2005

31

495

38821

年份 1993

梁心禎、王伯頎 68 2006

21

516

39016

2007

26

542

56016

2008

13

555

57920

46

601

69212

2009 資料來源：王振生，2010

表 1-1 2 各直轄市、縣市保全公司分布（2009/12/31 止）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宜宜花金南屏苗 桃 高高基雲新新嘉嘉彰臺臺 臺 臺 臺 臺 臺 澎 轄蘭

蘭蓮門

縣

投東

栗

縣縣

園 雄雄 縣 市縣

隆林竹

竹義

義化中中

北 北

東 南 南

市 縣

縣市

湖 縣

政縣縣縣政政縣 政 政政市縣市政政縣縣市縣 政 政 縣 市 縣 政

合

府警警警府府警 府 府府警警警府府警警警警 府 府 警 警 警 府 計 警 警警 警 警 警 警警 警警 警 察 察 察 察察察察 察察察 察 察察察 察 察察 察 察 察 察察 區察 察察 局局局局局局局 局 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家 2 1 2 2 3 6 4 98 73 14 10 4 16 16 4 1 7 72 14 119 101 2 18 11 2 601 數 資料來源：王振生，2010 表 1-1 3 我國保全業 2001 至 2009 公司暨從業人員成長概況 2001 年∼ 年份

2001 年

2006 年

2006 年

2006 年∼ 2008 年

平均年增數

2008 年 平均年增數

2009 年 7 月底

家數(家)

356

540

36

632

46

644

就業人數 ( 人 )

34606

63996

5878

68363

2184

70888

註：就業人數為當年受僱人數 資料來源：誼光保全全球資訊網，我國保全業市場概況 ，2009，/www.yks.com./www.yks.com. tw/front/bin/ptdetail.phtml?Category=339399&Part=twswcurity2009(2012 ／ 3 ／ 6) 駐衛保全市場佔有率大多以住宅社區為主，主要是以建築物標的安全維護管理，針 對建物安全需求編制，派駐警衛執行安全管理工作。目前社區駐衛保全人員工作職場與

集合式住宅社區駐衛保全人員工作滿意度因素研究 : 以大台北地區為例

69 住戶生活安全息息相關，因此對於駐衛保全人員而言，保全公司與社區管理委員會實須 重視如何提升工作滿意度，並且應做好抒發壓力與情緒安撫的輔導機制。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探求職場工作滿意情形及影響滿意度高低的因素，找出基層需求 與改善的策略，將負面心理因素提昇轉化為正向導引，從職場中得到安定、滿意與認同， 進而提昇職場效能與專業，並希望喚起社會大眾及業界能夠更加瞭解廣大社區基層的工 作需求，共同來重視與關懷，增進職場良性發展，發揮民間治安防護，開創嶄新的保全 時代。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 一、瞭解社區駐衛保全人員工作滿意度現況與影響因素之分析。 二、針對保全公司，提出改善駐衛保全人員工作滿意度之策略。 三、針對社區管理委員會組織，提出影響駐衛保全人員工作滿意度之因素，以期避 免促發情緒之風險因子，提高保全工作效能，使得消費者能夠得到更佳服務。

貳、文獻探討 一、工作滿意度之定義 芝加哥西方電器的 Mayo,Roethisberger and Whitehead 於 1927 至 1932 年間，共同主 持的霍桑研究 (Hawthorne studies) 為工作滿意度的概念的緣起 ( 許景貞，2004)，工作滿 意度 (job satisfaction) 亦稱為工作滿足，乃為 Hoppock(1935) 發表在「工作滿意度」一書 中首度提到，隨即引起學術界的廣泛討論與研究，其發現工作滿意度能夠被預先測量的， 職業階層的差異性會產生高低程度的滿意感受，而具較高階層的工作者會有較高程度的 滿意感受，並認為是工作者對於自身心理與生理層面對工作環境的滿意感受，也就是工 作者對職場情境的直覺感受與主觀知覺，而影響工作滿意度因素包含來自於內在及外在 變相因素。「因此組織應創造出有利於員工工作滿足的情境，以引發員工產生有利達成 目標及績效」( 劉秋梅，2002)。 駐衛保全員在心理層面的感受是否對工作具有認同感與成就感，在生理層面是否達 到所認同的生活需求，綜觀其影響因素包含公司內部、職場環境、工作屬性及其它相關 層面，如公司給予的報酬、福利、陞遷及工作環境、工作性質、服務內容、身心狀態、

梁心禎、王伯頎 70 面臨競爭力、工作挑戰性、人際關係及職場上所產生的工作壓力等 ，工作滿意度高則產 生良性的心理感受，認同感自然會高，相對工作效能也會提高，在工作上受到肯定而成 就感也就會提昇，工作自發性更能主動積極配合組織目標、對本身工作產生興趣及更加 投入的努力工作等，發自內在感受來認同自己的職業，積極主動、力求表現在職場上， 產生良性的工作效能循環機制，反之則容易產生惡性循環的負面效應

二、臺灣保全業發展階段 台灣保全業發展歷程共分為第一階段觀念萌芽期：1978 年 -1987 年，第二階段市場 認同期：1988 年 -1997 年，第三階段多元開發期：1998 年 -2007 年，第四階段產業合作期： 2008 年起。 保全業至 2008 年起進入第四階段發展期，保全業已成為治安防護的民力象徵，在警 力有限、民力無窮的觀念趨勢，政府主管機關及相關業務單位加強了與業界各區代表進 行多項的議案研討，因此業界為期待保全業能有完善共識的統一窗口，增進保全聯合團 隊意識，在全國各地同業公會組織積極推展之下，首先於 2008 年 11 月，經由各縣市公 會協助發起順利成立臺灣省保全聯合會，所屬會員組織包括基隆市、桃園縣、新竹市、 臺中市、臺中縣、臺南市、高雄縣等 7 區保全公會團體，本階段為全國同業總公會組織 推動的重要關鍵期，因依社團法規範保全業須經由省聯合會的成立才可申請成立全國性 同業公會組織，因此歷經三十多年的同業期盼，終於在 2009 年 12 月 17 日成立中華民國 保全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至此階段保全業成功邁向新的里程碑。 保全業因有了全國性的總公會組織，同業之間增進了更多的互動與精進的研討，在 法規層面所共同面臨的保全業法第三度修法也成功整合同業各方建議，使得主管機關能 統一匯集全國同業的資訊，便於保全業修法之重要議題產生正面的協助，如保全人員任 用消極資格審查規範、職能訓練、證照制度等，經由保全業實務面之施行檢討，針對同 業人力資源與管理執行問題探討，完善整合修正新的條文，使得同業有著依循適用的新 方向，保全業法修正案如能進入立法院完成三讀的程序，代表著保全業法將有更務實的 規範發展，未來針對保全證照制度推動，提昇保全專業化的認證制度，將可改善保全人 員的社會位階與認同。「全國總會能有效整合五大保全公會和超過十萬保全從業人員， 並同時致力於保全從業人員質與量的同步提升，對社會治安產生無形的力量，穩定整體 社會安定，讓全民身家安全更有保障 ( 王振生，2010)」。保全業者須扮演一個提升品質 的關鍵角色，透過職能訓練來建構身心靈的教育，同時也須照顧員工的健康與生活福祉， 因此業者應努力提升保全員的工作滿意度，讓工時與薪資共存在一個合理的平衡基準， 建立良好的工作環境，使得保全員可以很驕傲的認同自己的職業，從心理層面肯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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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的專業，而不會看低自身工作價值，並從工作中獲得成就感，提昇社會大眾對保全業的 認同感。

三、社區型態與客戶差異 陳亭月 (2003) 在「保全人員工作壓力與生活適應之研究」文中摘述提及有關於駐衛 保全部分之工作壓力與生活適應影響，以年齡分布大多以 30~39 歲、已婚、未生育子女、 高中職、工作年資一年以上，兩年未滿、駐衛警保全人員、每日工作 12 小時以及月薪 20,000~24,999 元者居多，另對於生活適應的層面，以喪偶、未曾接受教育與月薪較低之 人員的生活適應度較差及保全人員之工作壓力與生活適應有顯著相關，即工作壓力愈高， 則生活適應愈不良，而對於保全工作壓力量表中以「溝通」分量表的預測力最大，次為 「任務要求」，再次為「同事相處」。在保全業發展困難因素中，以業者彼此惡性競爭 被所有受訪公司所認同重要因素，由此可見市場上競爭之激烈，其次為人員方面，由於 惡性競爭造成業者對人員、品質等方面極不重視，因此在保全人員流動性高，以及招募 不易方面，亦佔極大比例 ( 黃俊能 2011)。 蔣美惠（2004）探討保全人員生涯管理、人格特質及組織氣候對工作滿足、自我 效能與工作績效之關聯性研究－以台北市保全公司為例，根據研究結論可以看出，保全 人員在生涯管理、人格特質、組織氣候、工作滿足、自我效能及工作績效上有相當的互 為相關性及影響性，而在人格特質及組織氣候、工作滿足及工作績效間有相當顯著的正 向影響，所以可以更驗證一個保全人員的特質及選、組織的內部互動及權責等關係及工 作的滿足高低認知對於工作績效的高低都有很大的直接影響。而對於工作穩定性亦呈現 相對的重要性，當面臨在失業率上升及就業率下降的雙重壓力下，不管服務年資長短， 公司合併、資遣在在脅迫著相關工作者，而保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是目前就業人員的心 境，現今保全人員是處於平衡穩定的工作基礎上。 台灣社區駐衛保全工作滿意度之影響因素，除個人與公司因素外，尚有服務社區或 客戶之差異，社區環境之差異性對於保全員工作狀態影響甚廣，如豪宅社區與一般平價 型社區、人文開放式社區與封閉式社區、大型社區與一般小型社區、都市與城鄉差距等 形態因素，皆對於社區駐衛保全工作環境有不同差異的影響，針對社區型態與保全管理 之可能造成保全人員心理壓力與工作情緒的影響，主要原因有五： ( 一 )保全公司與社區採年約制，因此每年的續約壓力造成保全員心理影響。 ( 二 )社區更換保全公司不完全與服務品質有關。 ( 三 ) 社區成員要求不同且繁瑣，導致保全人員動輒得咎。

梁心禎、王伯頎 72 ( 四 ) 社區管理委員會可能因個人因素更換保全人員。 ( 五 ) 保全公司應適時給予保全人員高度支持。

四、影響滿意度因素之關聯性 綜合上述陳亭月 (2003)、黃俊能 (2011) 及蔣美惠 (2004) 之相關文獻討論，本文認為 保全人員工作滿意度的關鍵有四個連結： 一、同業所發生之削價惡性競爭，會致使薪資與工時無法合理化。 二、保全人員對職業的認同性與價值感過低。 三、私人保全未被視為公共安全民力之一環，價值被社會明顯低估。 四、社區管理委員會招標時除價格外，宜考量公司聲譽與過去服務績效。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方法採以量化調查方式，針對國內外相關文獻與工作滿意理論深入探討，並 著手設計符合效度之量表進行問卷調查，透過 SPSS 系統與資料分析探討研究結果，調 查對象係指受僱於保全業及執行社區保全勤務之男性駐衛保全人員，研究標的則以具備 管理委員會組織功能之公寓大廈住宅社區為主，並以臺北市及新北市等大臺北地區發放 總計 1100 份問卷資料，其中包含 177 名駐勤幹部及 923 名基層警衛。經文獻探討、研究 架構、變項量表設計與統計分析結果，針對個人背景特性、社區環境、公司組織、工作 承諾變項探討工作滿意感受差異，提出改善工作滿意度之因應對策。

二、研究架構 圖 1 所示本研究架構針對背景特性進行分析，將研究對象之年齡、教育程度、婚姻 狀況、撫養人數、離職原因、工作年資、職務、薪資、社區戶數、工作區域等人口變項 設為背景變項，並以保全員對社區工作環境、公司內部管理組織、自我工作承諾等相關 因素為自變項，探究影響保全員對現況工作滿意的相關因素，以及探討背景變項及自變 項對工作滿意度的變項影響及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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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研究架構圖

三、研究假設 如上圖 1 研究架構所示，本文針對影響保全人員工作滿意度之因素研究假設，分析 出以下三項相關因素： 一、在個人變項不變的情況下，社區型態平穩與客戶相處和善者，其工作滿意度高： 保 全工作配置與規劃乃以社區安全需求屬性為主，因此不同之社區型態自然產生不同

梁心禎、王伯頎 74 的工作內容與壓力，如大型社區之建築面積、設施、樓層、範圍與住戶數量所產生 的保全管理模式即可能較一般小型社區要複雜，因此本研究將社區環境變項，如建 物地段、交通路程、社區面積、住戶水準、管理費標準、房產價值 ( 坪 )、住戶型態、 管委會要求標準、社區建齡等納入影響工作滿意度之依變項架構中，探討其影響因 素，以瞭解哪些因素具有顯著的差異。另一方面社區管理委員會針對保全工作具有 考核與決策的權限，為求服務品質效能的提昇，往往過度要求高標準之服務政策， 且亦未經考量保全員心理感受，即強制要求嚴格執行，無形中增加保全員的工作壓 力，因此本研究將客戶要求變項，如管委會要求標準程度、與住戶互動程度、與同 僚互動程度、工作量程度、工作安全性等納入影響工作滿意度之依變項架構中，探 討其影響因素，以瞭解其中哪些因素具有顯著的差異。 二、在個人變項不變的情況下，公司管理合理者，工作滿意度高。一方面保全工作薪資 乃以工時為計算基準，而工時長亦是保全業普遍的現象，對於待遇、福利及管理制 度的合理性是保全員較為關注的問題，所以明確化、激勵性及安定感的制度政策將 有效提昇工作上的滿意程度，因此針對薪資、福利、獎懲制度、工作保障、陞遷、 績效考核、職涯規劃等公司制度列為影響滿意度之自變項，探討其影響因素，以瞭 解哪些具有顯著的差異。另一方面，保全員對於公司所規範之管理政策容易產生消 極態度，主要因為公司內部常缺乏與外勤人員溝通的管道與情感互動的建立，公司 管理應強化員工心理輔導與教育的功能，降低對管理制度執行的排斥感，因此將申 訴管道、教育訓練、公司監督、管理階層關係互動、組織關懷情感建立、管理政策 公平性等列為影響因素之公司管理變項。 三、在個人變項不變的情況下，保全人員個人工作承諾高者，工作滿意度高：工作表現 能適時獲得公司肯定與認同，對於保全員內心的成就感有正面影響，而成就感能強 化自我認同的工作心態，相對也會有良好的服務熱忱與勝任度，因此本研究將個人 工作承諾之變項因素，如工作勝任度、服務意願、忠誠度、向心力、工作興趣程度、 組織認同、自我效能等納入研究架構中，分別探討其對工作滿意度之影響因素，以 瞭解哪些因素具有顯著的差異。 據研究目的、相關文獻探討及研究架構，提出上述研究假設，並待本研究加以探究 及驗證。本研究主要假設為：保全員人口背景變項及社區型態、公司組織管理、工作承 諾等自變項對其工作滿意度達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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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信效度分析 1. 問卷題目統計 表 1 問卷題數統計 變項

題數

反向題數

社區型態

15

2

公司組織管理

17

1

工作承諾

19

3

工作滿意度感受

8

2

工作滿意感受之『目前的工作讓我感到壓力很大』與『若有其他機會，我想儘快離 開目前工作』為反向題。 2. 問卷信度檢驗 本問卷為檢驗測量結果穩定性，以 Cronbach’s α 係數進行內部一致性分析，結果 如表所示： 表 2 問卷量表信度檢驗結果統計表 Cronbach’s α 係數 0.803 0.954 0.878 0.742

變項 社區型態 公司組織管理 工作承諾 工作滿意度感受

本問卷各量表信度結果，均顯示 >0.7，依可信度高低與 Cronbach’s α 係數之對照 表規定，本問卷各量表信度係數良好。 3 問卷效度檢驗 表 3 問卷量表效度檢驗結果統計表 社區型態 公司組織管理 工作承諾 工作滿意度感受

KMO 0.828 0.95 0.907 0.859

Bartlett 球形檢定 167.37（p=0.00） 8017.863(p=0.00) 6225.018(p=0.00) 3016.951(p=0.00)

(1) KMO 取樣適切性量數判斷標準值為應大於 .50 或 .70（中度）、.80（良好），此 <.05， 表示不適合因素分析

梁心禎、王伯頎 76 (2) Bartlett 檢定值，p<.05，表示適合因素分析 4. 工作滿意感受之建構效度分析（因素分析） 表 4 工作滿意感受之敘述性統計 目前的工作讓我感到壓力很大 我很滿意目前工作內容 我很滿意目前服務的公司 我很滿意目前的職務 我很滿意目前服務的社區 我很滿意目前生活品質 家人與親友支持我目前的工作 若有其他機會我想儘快離開目前工作

平均數 2.36 2.21 2.14 2.23 2.19 2.46 2.37 2.46

標準離差 .731 .658 .638 .668 .688 .758 .708 .824

分析個數 665 665 665 665 665 665 665 665

表 5 KMO 與 Bartlett 檢定 Kaiser-Meyer-Olkin Bartlett 的球形 檢定

.859 3016.951 28 .000

取樣適切性量數 近似卡方分配 Df 顯著性

(1) KMO 取樣適切性量數為 .426，判斷標準值為應大於 .50 或 .70（中度）、.80（良

好），

此 <.05，表示適合因素分析 (2) Bartlett 檢定值 167.37，p<.05，表示適合因素分析 表 6 因子矩陣 a 因子 我很滿意目前的職務 我很滿意目前工作內容 我很滿意目前服務的社區 我很滿意目前服務的公司 我很滿意目前生活品質 家人與親友支持我目前的工作 若有其他機會我想儘快離開目前工作 目前的工作讓我感到壓力很大 萃取方法：主軸因子。

1 .882 .853 .796 .775 .769 .732 .322 .199

2 -.160 -.111 -.143 .684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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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樣本特性分析 本節將針對背景變項包括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撫養人數、前份工作離職原 因、保全工作總年資、現任職務、工作月薪、現職社區戶數、服務社區縣市、選擇保全 工作的原因、影響工作滿意度的重要因素等 12 個變項來進行百分比分佈描述，以利接下 來進一步的統計分析。 表 7 樣本之人口特性 年齡

教育程度

婚姻狀況

撫養人數

前份工作離職原因

保全工作總年資

30 歲（含）以下 31 至 40 歲 41 至 50 歲 51 至 60 歲 61 歲以上 總和 國中肄畢（含）以下 高中職肄畢 專科肄畢 ( 含軍校二年制 ) 大學肄畢 ( 含軍校四年制 ) 總和 已婚 未婚 同居 其他 ( 離婚、喪偶、分居 ) 總和 0 1 2 3 4 5 6 總和 退休 ( 退役 ) 自願離職 資遣 結束營業 其他 總和 未滿 1 年（含） 1 年以上未滿 3 年

次數 99 219 293 355 76 1042 157 567 211 100 1035 617 320 20 67 1024 107 252 273 141 53 21 3 850 170 473 97 153 124 1017 133 409

百分比 9.5 21 28.1 34.1 7.3 100 15.2 54.8 20.4 9.7 100 60.3 31.3 2 6.5 100 12.6 29.6 32.1 16.6 6.2 2.5 0.4 100 16.7 46.5 9.5 15 12.2 100 12.7 39

梁心禎、王伯頎 78

現任職務

工作月薪

現職社區戶數

服務社區縣市

3 年以上未滿 6 年 6 年以上未滿 9 年 9 年以上未滿 12 年 12 年以上未滿 15 年 15 年（含）以上 總和 駐點警衛幹部 一般駐衛保全員 其他 總和 25000 元以下 25001 至 30000 元 30001 至 35000 元 35001 至 40000 元 40001 至 50000 元 總和 100 戶以下 101 至 200 戶 201 至 300 戶 301 至 500 戶 501 至 700 戶 701 至 1000 戶 1001 戶以上 總和 臺北市 新北市 總和

288 119 55 28 14 1046 177 778 65 1020 209 608 198 20 8 1043 400 303 141 71 34 15 22 986 379 634 1013

27.5 11.4 5.2 2.7 1.3 100 17.3 76.1 6.4 100 20 58.3 19 1.9 0.8 100 40.6 30.7 14.3 7.2 3.4 1.5 2.2 100 37.3 62.3 100

一、年齡 由表 7 中可知，本研究有效樣本之年紀分佈以 51 至 60 歲最高佔 34.1％，其次為 41 至 50 歲佔 28.1％，31 至 40 歲佔 21％。顯示保全從業人員年紀大多分佈在 31 至 60 歲之 間，30 歲以下僅佔 9.5％，數據顯示年輕族群從事保全之工作比例較低。 這項數據顯示從事保全工作者較屬於中高年齡層，與目前業界徵員困難及時下青年 招募不易之情形符合，保全業長期呈現缺員狀態及人才難覓，從業人員流動率過高，產 業人力需求只能以中高年齡層做為主力招募對象，而就目前保全工作屬性、工作環境、 工時、薪資待遇及福利制度等保障而言，較無法吸引年輕族群積極參與投入，因此從事 保全工作比例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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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程度 本研究有效樣本之教育程度分佈以高中職肄畢最高佔 54.8％，其次為專科肄畢 ( 含 軍校二年制 ) 佔 20.4％，國中肄畢（含）以下佔 15.2％。顯示保全從業人員教育程度分 佈以高中職至專科肄畢為主，大學肄畢 ( 含軍校四年制 ) 僅佔 9.7％，大學以上教育程度 從事保全之工作比例較低。保全業對於保全員徵才學歷標準較不會強調大學以上學歷， 除非特殊個案要求，為求徵才順利，一般會以社會普及化的高中學歷為標準，國中以下 學歷反而呈現較少的趨勢，而其中專科以上學歷者，大多為軍事院校畢業之退役軍人。

三、婚姻狀況 本研究有效樣本之婚姻狀況分佈以已婚最高佔 60.3％，其次為未婚佔 31.3％，其他 ( 離婚、喪偶、分居 ) 佔 6.5％。顯示保全從業人員婚姻狀況以已婚為主，同居僅佔 2.0％。 由此看出至少六成保全人員可能需要負擔家庭經濟。

四、撫養人數 本研究有效樣本之人數分佈以 2 位親屬撫養人數為最高佔 32.1％，其次為 1 位佔 29.6％，3 位佔 16.6％，4 位佔 6.2％。顯示保全從業人員撫養人口多分佈在 0 至 3 位之間， 較屬於小型家庭類型，另比例最少為 6 位僅佔 0.4％，數據顯示較多撫養人口 4-6 位的總 和 9.1％從事保全之工作比例較低。但本項未填答之遺漏值高達 21.1％。

五、前份工作離職原因 本研究有效樣本之前份工作離職原因以自願離職最高佔 46.5％，其次為退休 ( 退役 ) 佔 16.7％，結束營業佔 15％。顯示保全從業人員為自願離職工作者居多，資遣僅佔 9.5％， 非自願離職者從事保全之工作比例較低。保全人員較容易因為適應問題而產生離職的念 頭，而保全業也呈現人員荒的現象，各大報紙上的徵才廣告篇幅大多是保全業所刊登， 因此以目前產業缺員的現況而言，保全員對於保全公司反而具有許多的選擇權，所以對 於不適任的公司或工作環境即易以離職做為訴求，然而許多的離職人員還是會繼續選擇 從事保全工作。

六、保全工作總年資 本研究有效樣本之保全工作總年資分佈以 1 年以上未滿 3 年最高佔 39.0％，其次為 3 年以上未滿 6 年佔 27.5％，未滿 1 年（含）佔 12.7％。顯示保全從業人員年資大多分 佈在 3 年以內之間，15 年以上僅佔 1.3％，數據顯示從事保全工作之年資偏低。保全業 許多的新進人員往往任職不到三個月即離職，對於人才養成出現嚴重問題。保全工作特

梁心禎、王伯頎 80 性較類似警察勤務，工作屬性皆為外勤派駐人員，主要工時大多為 12 小時班制，值勤須 依照排班輪值，休假排定則按班表實施，工作績效則著重對客戶的服務表現，因此要能 長期穩定工作，則必須要有良好的工作表現，若相對的薪資、福利、保障皆不高，則整 體工作年資即會呈現偏低情形。

七、現任職務 本研究有效樣本之現任職務以一般駐衛保全員最高佔 76.1％，其次為駐點警衛幹部 佔 17.3％。社區保全幹部編制一般為大型社區會設置隊長一職來負責領導案場之保全員， 中小型社區則設置保全組長負責管理，也有許多社區並未設置警衛幹部，只以保全員負 責安全管理，所以社區警衛幹部實際上佔少數員額，一般大多為基層保全人員，而本研 究對象即是針對社區駐點的保全員，所以包含一般駐衛保全員及駐點警衛幹部。

八、工作月薪 本研究有效樣本之工作月薪以 25001 至 30000 元最高佔 58.3％，其次為 25000 元以 下佔 20.0％，30001 至 35000 元佔 19.0％。顯示保全從業人員薪資大多分佈在 35000 元 以下，35001 元以上僅佔 2.7％，數據顯示從事保全之工作之薪資多不超過 35000。根據 現況保全月工作時數為 240 小時制∼ 288 小時制，採輪休制或周休制，因此數據分布於 35000 元以下較符合目前一般社區保全員薪資行情。

九、現職社區戶數 現職服務的社區戶數分佈比例在 100 戶以下佔最多為 40.6％，其次為 101 至 200 戶 之間佔 30.7，再來即是 201 至 300 戶之間佔 14.3，而 301 至 500 戶間則只佔 7.2％，500 戶以上社區即呈現較小的比例。顯見一般社區戶數大多以 200 戶以下較為普遍，由此觀 之，以社區量化型態，一般小型社區約為 200 戶以內，據樣本特性分析大部分的保全員 較能適任於 200 戶以內的工作環境，而服務超過 300 戶則稱為中型社區，以此戶數概算 社區成員約估為 1000 人，由此可看出 300 戶以上的中型社區，其保全管理將呈現預料中 的複雜現象，因而針對 500 戶以上，甚至上千戶以上的超大型社區，其管理層面更為複 雜。

十、服務社區縣市 本研究有效樣本之服務社區縣市分佈以新北市最高佔 62.3％，其次為臺北市佔 37.3％，此乃因本研究抽樣時，即是以大臺北地區為主，其中樣本分佈在新北市又高於 臺北市。

集合式住宅社區駐衛保全人員工作滿意度因素研究 : 以大台北地區為例

81 表 8 選擇保全工作的原因 選擇保全工作原因 ( 可複選 ) 家庭經濟需求 暫時性工作考量 工作性質穩定 有升遷發展機會 興趣與熱忱 打發時間 工作輕鬆 其他 總數

反應值 個數 567 269 371 49 82 127 159 36 1660

百分比 34.2% 16.2% 22.3% 3.0% 4.9% 7.7% 9.6% 2.2% 100.0%

觀察值百分比 54.4% 25.8% 35.6% 4.7% 7.9% 12.2% 15.2% 3.5% 159.2%

由表 8 中之選擇保全工作的原因可知，本研究針對選擇保全工作的原因之調查最多 為『家庭經濟需求』佔 34.2％，其次為『工作性質穩定』佔 22.3％，『暫時性工作考量』 佔 16.2％，平均按每個人有 1.59 個原因。從本表顯示出「家庭經濟需求」佔最高比例， 顯見保全員薪資收入已成為家庭經濟的主要來源，選擇保全工作的考量也和家中經濟開 銷有關，因此工作的穩定度高也是次要重點的考量因素，而暫時性工作考量因素可能因 為對於工作不以長期投入為打算，抱著騎驢找馬的工作心態，因此對於工作要求並不高， 所以不會有較低的滿意度。 表 9 影響工作滿意度的重要主觀因素 影響工作滿意度的重要因素（可複選） 客戶的態度 工作環境 薪資待遇 同事相處 公司制度 升遷發展 總數

反應值 個數 499 708 761 443 408 108 2927

百分比 17.0% 24.2% 26.0% 15.1% 13.9% 3.7% 100.0%

觀察值百分比 48.0% 68.1% 73.2% 42.6% 39.3% 10.4% 281.7%

由表 9 中之影響工作滿意度的主觀因素可知，本研究針對影響工作滿意度的重要主 觀因素之調查最多為『薪資待遇』佔 26％，其次為『工作環境』佔 24.2％，『客戶的態度』 佔 17％，平均每個人有 2.82 個重要因素。社區保全的薪資計算是以當月值班總時數作為 依據，也就是以時間換取薪資，因此並無其他技術性加給及獎金，薪資的多寡必須靠值 班時數來取決，所以無論是時薪或月薪之薪資待遇，對於保全員而言是相當重視，其次 對於工作環境也是相當重要的因素，社區型態不同，有單純的環境，也有複雜的社區， 包含管委會和住戶類型皆都因人而異，因此工作環境和客戶態度也是僅次於薪資待遇的

梁心禎、王伯頎 82 重要因素。 本研究分析符合研究假設之 ( 一 ) 社區型態平穩與客戶相處和善者，其工作滿意 度高。( 二 ) 公司管理合理者，工作滿意度度高。( 三 ) 保全人員個人工作承諾高者，工 作滿意度高。因此保全員人口變項及社區型態、公司組織管理、工作承諾等自變項對其 工作滿意度均相互達到顯著相關。 表 10 『社區型態』、『公司組織管理』、『工作承諾』、『滿意度總分』 之相關性分析 相關係數 社區型態 社區型態 1　 公司組織管理 0.209** 工作承諾 0.188** 工作滿意度 -0.093* ( 註 )p ＊ <0.05 , p ＊＊ <0.01

公司組織管理

工作承諾

工作滿意度

1 0.752** 0.71**

1 0.704**

1

（一）『樣本基本特性變項』、『社區型態』、『公司組織管理』及『工作承諾』對滿 意度之預測模型 本迴歸模型除『樣本基本特性變項』包括投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撫養人數、 前份工作離職原因、保全工作總年資、現任職務、工作月薪、任職社區、也將『社區型 態』、『公司組織管理』『工作承諾』變項一併放入模型中分析。 自變項投入迴歸模式，自變項被選入模式的順序與其對依變項的重要性無關。 由表 11 可知，決定係數 (R2) = 0.592，表示 18 個自變項可解釋「工作滿意度」的 59.2% 的變異量。且 (R2) 改變量的 F 值 =23.594(p=0.000<0.05) 達顯著，表示迴歸模式整 體解釋變異量達顯著水準。迴歸係數的顯著性檢定結果顯示，有「工作月薪」、「婚姻 類型」、「社區型態」、「公司組織管理」、「工作承諾」等變項均達顯著，亦即已婚 比非已婚者，薪資高者，對工作滿意度較高，服務社區大而複雜者，工作滿意度較低， 公司管理合理、工作承諾愈高，工作滿意度也較高。在這五個變項中，又以公司管理合 理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最大，其次是工作承諾。 表 11 『樣本基本特性變項』、『社區型態』、『公司組織管理』及『工作承諾』 之多項式迴歸分析 模式 ( 常數 )

標準化係數 B 2.884

標準誤 1.933

未標準化係數 Beta

集合式住宅社區駐衛保全人員工作滿意度因素研究 : 以大台北地區為例

83 年齡 教育程度 撫養人數 保全工作總年資 工作月薪 未婚 同居 婚姻其他 自願離職 資遣 結束營業 離職其他 一般駐衛保全員 現任職務其他 新北市 社區大而複雜 公司管理合理 工作承諾 R2 調整後 R2 ( 註 )p ＊ <0.05 , p ＊＊ <0.01

-.011 .363 .222 -.080 .504* .435 -.762 1.663* .057 .662 .056 -1.366 .314 -.348 .224 -.157** .201** .271** 0.617 0.592

.194 .204 .143 .148 .240 .435 1.095 .626 .485 .626 .574 .744 .421 .731 .321 .032 .029 .039

-.003 .073 .064 -.024 .097 .047 -.027 .104 .007 .051 .005 -.088 .034 -.022 .028 -.199 .419 .423

伍、研究發現 一、工作承諾高保全人員較滿意於工作 本研究發現工作承諾與滿意度總分達顯著水準，因此保全員的工作承諾感愈高時， 則對於工作現況也較為滿意，在樣本特性分析中表示高達八成的保全員認為已具備保全 工作的專業能力，並贊同能以服務他人為個人機會表現及得到工作成就，另對於保全工 作具有熱忱與興趣者佔最高 55％，而大多數的保全員認為公司乃是正派經營，並且願意 盡力協助爭取社區年度續約，顯見多數的保全員對於自我工作效能，較傾向從工作表現 中得到相對的成就感。另在迴歸係數的顯著性檢定結果顯示，從事擔任幹部者比「現任 其他職務」者工作滿意度更高，因此工作承諾感高的成員，對於公司的向心力與忠誠度 呈較正面的支持表現，即為以心理契約之自我要求，達到上司及客戶的肯定。

二、已婚保全人員有較高工作滿意度 研究顯示婚姻狀態之單一變項，對於工作滿意度無顯著差異，但若考量樣本其他 之基本特性、社區型態、公司組織管理與工作承諾等之中介變項，則發現已婚者之工作

梁心禎、王伯頎 84 滿意度高於其他，也就是已婚保全人員對於工作的滿意感受較佳，分析可能為成家後， 為保障家人生活幸福感，必須維持家庭經濟需求及安定的工作環境。此與郭馨美 (2003) 提出保全人員重視程度最高的工作價值觀為 「組織安全與經濟取向」相符合。因此對工 作表現會呈現出穩健的趨向，對於公司給予的工作機會也會心存感念與珍惜，即已婚者 的工作滿意度高，相對工作穩定度也會高，離職傾向與流動率則自然降低，並且對於公 司組織管理也具有良好的認同感與向心力。

三、服務之社區型態會影響保全人員工作滿意度 經迴歸係數檢定結果為社區型態變項與滿意度總分達顯著水準，以及相關性分析中 呈現負相關，顯示服務的社區越大及複雜性愈高，且管委會或住戶要求較多的工作環境， 所呈現的工作滿意度愈低，另相對於在安定及友善互動的社區環境，所顯示的工作滿意 度則較高，另在樣本特性分析之顯示影響滿意度的重要主觀因素，除了薪資待遇選項外， 則即是工作環境與客戶的態度。

四、公司管理政策友善與合理對於保全人員有較高的工作滿意度 本研究顯示多項式迴歸分析檢定結果之顯著影響變項中，又以公司管理合理對工作 滿意度的影響最大，並與工作滿意總分成顯著正相關，因此在個人變項不變的情況下， 公司管理合理者則工作滿意度高。因為在滿意度的影響因素中，公司組織管理則是較主 動積極的有效作為，保全公司對於業主的要求，礙於業務的延續，常必須採配合的低姿 態，因此要對社區環境有所改善則有其相當的難度，尤其要以服務公司的立場來要求客 戶改變，如要求管委會調價來提高薪資幅度或改善對待保全員的態度，甚至要求增加設 備來改善工作的舒適感及降低保全工作的壓力等皆有其困難性，所以面對業界的人才荒 與高流動率的現象，必須要有充沛的人力資源才能培養出穩健的人才，進而提升好的服 務品質，如此才能良性循環的面對市場的競爭，而上述所言則必須從公司組織管理來推 動改善，將工作滿意度與公司政策結合，主動積極落實執行，創造和諧互動的優質團隊， 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

陸、討論 臺灣保全業發展正如青壯齡的堅實向前邁步，在這些年來，駐衛保全的成長更有如 黑馬般的成為最重要的營業項目，不僅已成為建築物的必備安全防線，更是各種安全專 業的代言形象，在日常生活上，我們可觀察到各大樓、社區駐衛保全員嚴守崗位的表現， 對於社會治安而言，已成為協助社區警政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本研究方向

集合式住宅社區駐衛保全人員工作滿意度因素研究 : 以大台北地區為例

85 雖為社區駐衛保全，但研究結論與改善方針之涵蓋面並不僅限於社區駐衛保全人員，因 此亦可將研究結果延伸至全面性的駐衛保全方向，包涵各類型建築物的保全警衛派駐， 期許能針對全體駐衛保全員的工作滿意度進行瞭解與改善。

一、強化婚姻與家庭的依附關係及優先晉用工作承諾感較高之保全員 依據分析結果，婚姻關係良好的保全員與工作承諾感高者之工作滿意度呈較佳的狀 態，具備良好的工作責任感及對公司管理制度的認同性，對於所賦予的社區維護任務較 能盡心達成，因此建議保全公司對於員工與家庭的互動關係與婚姻關係能夠加以強化其 之間的依附鍵，公司組織及幹部皆應注重保全員家庭生活情況，並隨時宣導及強化員工 家庭觀念，並隨時給予輔導與鼓勵，對於同仁反映家庭個案時，須提供適當的諮詢與協 助。另對於公司招募人員時，可大量晉用婚姻家庭穩健或工作承諾感高之人員，並建議 將此類背景成員列入公司幹部培訓的規劃，對於企業人才儲備將有傳承的發展。 另對於婚姻關係較無依附或工作承諾感較低的公司成員，公司應給予較多的關懷與 輔導，並且多加安排及鼓勵參與進修課程與專業訓練，尤其針對提升工作承諾的專職課 程，積極輔導此類成員之工作責任感、經濟規劃及職能專業度，並可建立基層心聲反應 與解決的機制，以及可採用教官制的領導訓練方式，透過定期課程、成長活動、面視訪 談或可重點增加特定巡勤密度，藉由幹部至社區督勤時，特別給予鼓勵及教導，使其能 對公司組織產生較強的依附鍵，加強對公司管理的向心力與認同感。

二、公司應該適當根據服務社區型態調整薪津或給予案場加給 如服務社區的環境較為大型、戶數多而複雜、治安較差、服務標準嚴厲及住戶要求 高者，應該實施差異薪津等級，按社區服務的難度形態，分層設計案場薪資級別與津貼 補助，如薪資結構設計以案場加給、服務加給、績效獎勵、職務津貼、領導加給或特別 案場獎金等各項適當分級獎勵制度，以此獎勵發給考量來增加保全員留任的意願度，以 及藉此提升保全人員工作滿意度，進而才能提高服務品質。 對於上述類型之社區，可將勤務編制分組設計，採行雙層次幹部管理階層，即除主 管領導的勤務組長外，可增設副組長或小組長來協助整體勤務管理與小組領導，並可強 化組織團隊的運作與增進職場的責任感，藉以滿意度較高的幹部成員來帶動基層保全員 的服務熱忱。

三、公司管理政策擬定應考量外勤保全人員遵循之適應性與認同感 公司管理制度主要規範對象即為外勤的保全人員，因此在制度與政策的擬定，必須

梁心禎、王伯頎 86 考量保全員的適應性，在制度規劃與管理實施，必須注意其公平與合理性，尤其對於外 勤人員心理須要有同理心與人性化的考量，建議在管理制度實施前，應先針對於制度面 的合理性與人性化為研擬重點，並可先與外勤基本幹部進行訪談，從外勤立場來檢視制 度擬定的適當性，藉此瞭解未來政策實施的順利性與推動的配合度，並於每一年度針對 公司管理制度進行檢討與改進，以便使得公司各項制度能符合實際需求與推動效能。

四、公司勤務幹部任用制度應以適當的外勤保全人員為主要儲備培訓目標 公司內部管理幹部與外勤人員的互動，應以關懷的友善態度為應對模式，公司勤務 主管或幹部對於基層所表達的態度與話語皆代表著公司整體立場，因此在實務管理經營 上必須特別重視，必要時應製作幹部應對守則，統一要求幹部對待外勤人員的態度與言 論，另對於內勤公司幹部應適當給予待人接物的訓練與要求，適時的使其瞭解外勤保全 弟兄的內心感受與立場，對於人際關係較差或對外勤基層態度不佳的幹部應加強教育與 約束，若觀察未有效改善時，公司應予必要之撤換與調職，以免在團隊勤務運作中發生 因小失大的後果，在領導幹部的任用重點方面，特別是保全人員的直屬主管，因為係為 直接與基層保全人員經常接觸者，如領導主管、排勤調度幹部或督導考核幹部等皆有較 大的管理權限，所以保全主管必須慎選，必要時儘可能以與基層保全員互動較佳，以及 公司階層歷練完備、情緒管理良好的幹部來接任主官人選則較為適合。

五、社區管理委員會應與保全公司共同合作改善保全員工作環境，以期提 升工作滿意度 社區管理委員會應將保全員視為社區的一份子，要以對待員工及部屬的心態善待之， 發揮如大家長般來愛護員工與上司關懷部屬的親和力，如此才能得到保全人員的向心與 愛戴，因此建議 1、管委會不應每年續約時，以降低保全公司服務費的觀念，殊不知降 價的後果即是保全公司無法給予保全員良好的薪資福利，如此惡性循環即不會有良好的 服務品質，最後損害的還是住戶本身。2、管理委員會應約束社區住戶不可動輒對待保全 員態度不佳，甚至隨口大罵及製造情緒壓力的情事發生，必要時可制定生活公約來約束 保障，並於保全員發生委曲時應適時給予支持與安撫。3、社區舉辦年度聯歡活動時，可 將優良事蹟與績優表現之保全員列入大會表揚，或可邀請公司幹部一同參加鼓勵，並適 度給予獎金或獎狀。 4、對於較大型及較複雜的社區環境，管理委員會應與保全公司建 立平等互信的尊重立場，並採行共同合作管理，不能以打擊公司管理威信或在管委會議 上以羞辱公司幹部為理所當然，在保全管理方面應配合保全公司的專業建言，也可對於 自己社區的保全員定期進行工作滿意度調查，尤其對於保全公司向社區組織提出改善保 全人員工作環境與滿意度的建議時，社區管理委員會應予積極正面的支持。

集合式住宅社區駐衛保全人員工作滿意度因素研究 : 以大台北地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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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王振生 （2010） 《專業保全人員證照制度建立之研究》。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亭月 （2003） 《保全人員工作壓 與生活適應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 文。 梁心禎 （2006） ＜臺灣保全業回顧與展望＞。《2006 全國保全論壇論文集產業篇》。2006 年 6 月 2 日 。臺北：中華保全協會。 許景貞 （2004） 《工作滿足、組織承諾、工作績效與離職意圖關係之研究》。國立臺灣科技大 學企業管理系碩士論文。 郭馨鎂 （2003） 《保全人員工作價值觀對工作態度影響之研究 — 以臺灣南部地區從業人員為 例》。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俊能 （2011） ＜產業經濟分析探討臺灣地區保全產業之現況與發展＞，《2011 保全產業高 峰論壇論文集∼保全與社區篇》。臺北：中華民國保全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 劉秋梅 （2002）《高雄港務局組織變革中員工工作態 之研究》。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 士文。 蔣美惠 （2004） 《探討保全人員生涯管理、人格特質及組織氣候對工作滿足、自我效能與工作 績效之關聯性研究－以臺北市保全公司為 》。南華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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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學期刊 第十七卷第一期，民 103 年，89-99 頁

以停止訊號作業檢視暴力行為者的抑制機制 陳巧雲 1

摘 要 暴力行為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重複性的暴力犯罪者常常是在抑制控制歷程上發 生問題。本研究以暴力成年犯為主要研究之對象，為了瞭解他們攻擊行為背後的成因， 採用追蹤方式的停止訊號作業，比較暴力成年犯（實驗組）與非暴力行為組（控制組） 在抑制控制的行為表現差異。在進行受試者分類上，除了從過去犯罪史篩選受試者，亦 採用反應性─主動性暴力行為問卷來進行分類。如果衝動型暴力行為的機制，可能是因 為有過強的衝動傾向，有較高的行為激發系統 (behavioral activation system) 活化程度， 暴力犯的 go 反應時間應該較控制組更快。相反的，若衝動性暴力犯是因有較低的行為 抑制系統 (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 活化程度，暴力犯的停止信號反應時間 (stop signal reaction time, SSRT) 應該較控制組更慢，是抑制能力缺損的結果。本實驗設計方式是透過 對於 go 刺激有更快的反應速度和產生接近 50% 的抑制失敗錯誤率，在這樣的情況下， 受試者需要投入更多的抑制控制來強烈的 go 反應傾向，而這對衝動性暴力犯可能更加的 困難。研究結果顯示實驗組的行為樣態偏向衝動型暴力行為，實驗組的 SSRT 顯著地比 控制組長，他們抑制自己行為的能力可能較差，無法有效調控負面情緒，降低其抑制能 力，導致犯下更多的錯誤。 關鍵詞：衝動型暴力行為、停止訊號作業、抑制控制

1　作者：陳巧雲 職稱：助理教授 最高學歷：國立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博士 服務單位：犯罪防治學系 聯絡地址：62102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 7 鄰大學路一段 168 號 聯絡電話：0912183112 電子郵件地址：[email protected] 謝 詞：1） 在 這 篇 論 文 的 準 備 過 程， 作 者 群 的 研 究 經 費 是 由 行 政 院 國 家 科 學 委 員 會（NSC1012410-H-194-062；NSC102-2410-H-194-030）所支持，在此感謝該機構對這些計畫的支持

陳巧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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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ure of altered inhibitory control in impulsive violent offenders Chen, Chao-Yun

Abstract Violent behavior often causes serious social problems. Repeated violent offenders are frequently described as having impairments in inhibitory control. In this study, a tracing method of the stop-signal task was used to examine inhibitory control in offenders with impulsive violent behavior compared to those without violent behavior. Subjects were categorized not only based on past criminal history, but also on Reactive Proactiv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score. Impulsive violent behavior could be a consequence of either a greater tendency to generate pre-potent responses or a deficit in inhibition of such responses. If we consider that violent offenders may be characterized by higher behavioral activation system activity, the go RTs of violent offenders on a stop signal task would be expected to be lower than controls. In contrast, if violent offenders are characterized by lower 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 activity, the SSRT of violent offenders, which indexes inhibitory control, might be expected to be longer than for controls. Furthermore, the task design may cause the subjects to develop an impulsive response style characterized by faster reaction times to go stimuli and maintain close to 50% unsuccessful inhibited responses. In such a situation, the subjects need to recruit more inhibitory control to overcome the stronger go response tendenc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mpulsive violent offenders made more errors on stop trials and their SSRTs were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matched controls. This study shows impulsive violent offenders may not be able to regulate negative emotions arising as a result of errors or use such error information to adjust their behavior effectively, resulting in more errors being committed. Keywords: impulsive violent behavior, stop-signal task, inhibitory control

以停止訊號作業檢視暴力行為者的抑制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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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暴力行為經常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因此學者專家對於不同暴力行為的神經機制有 了更多的興趣。衝動型暴力行為與預謀型暴力行為之成因是不同的，不論是預謀型或衝 動型暴力行為，都會造成社會成本的增加。在本研究中，我們研究衝動型暴力行為的機 制，可能是因為有過強的衝動傾向，亦或是抑制能力的缺損的結果。而預謀型暴力型的 主要特徵是情緒的失功能、缺乏罪惡感以及反社會行為和以攻擊行為做為達到目的的工 具 (Hare, 1991)，預謀型暴力行為可能是因為無法形成情緒線索與行動之間的關聯 (Blair, 2001)，或無法體驗一些特定的情感，並且模仿之 (Decety & Jackson, 2004)。 社會性動物通常在看見對手表現出臣服的動作時，就會抑制自己的攻擊行為，這樣 方式是讓雙方都得利，不會造成進一步的傷害。對人類來說，通常看見別人表現出悲傷 或是害怕的表情時，就會停止攻擊行為。目前已經有些模型來解釋如何抑制行為的反應 衝動，例如，Gray(1987) 從人格特質模型中分成兩個系統：以獎酬為基礎的行為激發系 統 (behavioral activation system，簡稱 BAS)，及以懲罰為基礎的行為抑制系統 (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簡稱 BIS)。衝動行為產生的原因可能是由於行為激發系統功能的過度 活化，或是行為抑制系統過於薄弱，無法抑制不適當的行為。因此，在這二個系統中， 任一系統的失功能，都有可能導致暴力行為 (Gray, 1987)。酬賞訊息能啟動 BAS 的活化， 而 BIS 則由懲罰訊息啟動。這兩個系統都能引起自主神經的反應，但是它們之間的功能 互相拮抗 (Gray, 1987)。由於精神病態人格與預謀型暴力行為之間具有高相關性 (Blair, 2001; Cornell, Warren, Hawk, Stafford, Oram & Pine, 1996; Woodworth & Porter, 2002)，這類 疾患多半有喜愛尋求刺激、情感淡漠、易於衝動、缺乏悔意與罪惡感、早期問題行為等 特質 (Hare, 1999)。他們被認為具有較強勢的 BAS，使得恐懼、焦慮的認知與情感發展不 佳，但是酬賞尋求的神經路徑相對發展較好 (Arnett, 1997)。以此假設為出發點，許多研 究針對他們受到懲罰與酬賞刺激的生理回饋反應進行探討。這類研究通常以受試者的心 跳率 (Heart Rate, HR) 變化、膚電反應 (Electro dermal Activity, EDA) 作為測量指標，並預 期酬賞刺激能引起精神病態人格者心跳率增加大於一般人；而他們被懲罰刺激引起的膚 電變化則小於一般人。Arnett(1997) 認為精神病態人格患者的 BAS 與 BIS 之間的失衡： 強勢的 BAS 與過於弱勢的 BIS 讓他們對自己眼前的目標太過專注，不僅忽略他人的感受， 也忽視可能不利自己的長期後果。而這也說明為什麼精神病態人格者無法透過一般的懲 罰與管教方式，進行親社會行為與同理心的學習 (Arnett, 1997)。 Blair (1995) 提出暴力抑制機制 (violence inhibition mechanism，簡稱 VIM) 可能會被 悲傷的線索所觸發，進而導致撤回和停止攻擊行為，以避免受害者的悲傷線索所引發的

陳巧雲

92 負回饋 (Blair, 1995)。該機制將暴力行為的被害者痛苦、困擾 (distress) 的非語言表現視為 一種能夠抑制攻擊者行為的社會訊息 (Blair, 1995)。他認為 VIM 是學習道德情感 (moral emotions)，如同理心、罪惡感、暴力動作之抑制 (inhibition of violent action) 以及道德 / 常 規區辨 (moral/conventional distinction) 等道德功能發展的先決條件 (Blair, 1992)。Blair 將 精神病態人格定義為一種發展性的障礙 (developmental disorder)，一般人在成長過程中， 能察覺到他人的痛苦訊息，並且活化 VIM，進一步形成道德行為的制約。但是精神病態 人格患者的 VIM 是有缺陷的，他們對於別人負面情緒的訊息並不敏銳，因此無法經由此 一歷程學會何時該停止自己的攻擊行為。Blair 針對具有精神病態傾向的兒童進行研究， 發現他們對於一般的情緒訊息所產生的膚電反應與一般兒童沒有差異，但是他人的痛苦 訊息與威脅訊息所引起的膚電反應則小於一般兒童 (Blair, 1999)。這類模型指出，低度活 化的 BIS 造成抑制功能的低落；而過度活化的 BAS 則增加個體對酬賞的尋求，間接降低 了行為抑制。而這些不當的暴力行為則很可能源於行為抑制系統與行為活動系統之間的 功能失調。與衝動型暴力行為相關的抑制假說中，通常以外向性特質的個體 (extraverts) 為研究對象，發現這樣的個體傾向追求立即的快樂而忽略潛在的長期損害，經常做出衝 動而缺乏計畫性的行為。他們可能對於酬賞刺激較為敏銳，對懲罰刺激則較為遲鈍，並 且無法很好地進行反應策略的調整，因此在酬賞訊息與懲罰訊息同時出現時，懲罰不但 無法終止他們的行為，甚至更刺激了他們對獎賞的尋求而造成他們一錯再錯 (Patterson & Newman, 1993)。簡言之，上述的模型提出了攻擊行為的產生，可能是因為抑制機制的不 夠活化與抑制能力的缺損有關；而行為激發系統的過度活化則與衝動性有關，這也可能 會反應在反應抑制 (response inhibition) 的缺損上。所以，暴力行為可能是反應出抑制控 制或是衝動性過高的問題。 過去在實驗室研究方面，多以動作反應作業來測量個人抑制能力的好壞，常採用 go/ no-go 作業進行研究。例如，go/no-go 作業研究。go/no-go 作業一開始讓受試者先盯著螢 幕正中央的一個凝視點，接著一個準備動作反應的目標刺激，受試者的作業是盡快的對 接著出現的目標刺激作按鍵反應。在大部分的嘗試中，受試者必須做出反應，但於少數 的嘗試中，受試者看到 no-go 刺激，必須抑制自己原先的計畫的按鍵反應。LeMarquand 等人 (1998) 發現暴力青少年執行 go/no-go 作業時犯了更多的錯誤，顯示其抑制能力較 差 (LeMarquand, Pihl, Young, Tremblay, Seguin & Palmour, 1998)。Chen 等 人 (2005) 使 用 go/no-go 作業來瞭解衝動型暴力犯與非暴力犯罪者在抑制歷程上的行為及生理差異，同 時採用腦波儀測量電生理反應，以 N200 振幅大小作為抑制能力強弱的電生理指標，衝 動型暴力犯的 N200 顯著低於一般人，導致犯下更多的錯誤 (Chen et al.,2008)。但是，要 從 go/no-go 作業中行為資料區別衝動型暴力者與一般人的抑制歷程的行為差異，實屬不

以停止訊號作業檢視暴力行為者的抑制機制

93 易，因為 go/no-go 作業無法提供執行一個抑制歷程的所需時間的行為資料。因此，本研 究使用停止訊號作業 (stop signal task)，該作業可以提供預估執行一個抑制歷程的所需時 間的行為資料，用以區別衝動型暴力犯罪者和一般人的抑制能力之行為差異。停止訊號 作業的結果也顯示具有衝動性的個體在該作業表現上的差異，例如，Logan、Schachar 及 Tannock (1997) 利用停止信號作業測量具有衝動特質的受試者，發現這些具有高衝動特 質的受試者的停止信號反應時間 (stop-signal reaction time，以下簡稱 SSRT，為用受試者 之 go 反應時間及 stop 錯誤率所預估出來的抑制歷程反應時間 ) 較低衝動特質者來得長。 Chen 等人 (2008) 同樣利用停止信號作業，同時操弄是否有反應時間壓力的二種實驗情境， 這樣的實驗程序，可以幫助我們看出外界環境壓力影響抑制能力的好壞及其對行為的影 響，結果發現衝動型暴力犯在具有時間壓力的情形下，他們的停止信號反應時間比正常 控制組來得長，根據行為資料推論衝動型暴力犯的行為抑制能力較一般人差，實驗結果 顯示衝動型暴力犯在有時間壓力情況下，無法有效調控負面情緒，降低其抑制能力（Chen et al., 2008）。 有別於先前 Chen 等人 (2008) 的停止訊號作業方式，本研究採追蹤式停止訊號作業， 該方式的優點是受試者不需執行過多的嘗試 (Chen 等人的停止訊號作業包括 1280 嘗試， 本實驗只需執行 400 嘗試 )，縮短實驗時間，並控制受試者的錯誤率。停止訊號作業包括 go 和 stop 二種情況，在 go 情況下，受試者被要求看到 go 刺激後，立刻做按鍵反應。在 stop 情況下，同樣先出現 go 刺激，如果在看到 go 刺激後，go 刺激改成 stop 刺激，受試 者必須抑制動作反應傾向，不能去做按鍵的反應。go 信號刺激是一個目標導向的線索， 用來引發按鍵的反應 ( 因此，涉及偵測、反應選擇和準備反應 )。而 stop 信號是一種偶發 且不可預測的警告線索，與反應抑制有關 ( 涉及的停止信號的偵測和原本計劃反應的抑 制 )。Logan 和 Cowan(1984) 提出賽馬模型 (race-horse model) 解釋停止信號作業中的處理 歷程。本研究採用賽馬模型 (Boucher et al., 2007; Logan, 1983) 來解釋衝動型暴力犯與一 般人之抑制與衝動行為反應之差異，同時運用該模型來預估每個受試者的執行抑制歷程 所需的時間。這個模型假設執行 go 反應以及停止反應 (stop) 的兩個歷程是互相獨立的， 而動作的執行與否，決定於哪個歷程先被處理完成。如果停止反應的歷程先被處理完成， 則動作將會被抑制下來。停止信號反應時間 (stop signal reaction time, SSRT) 是以每位參 與者的反應時間分布、錯誤率進行推估，可被當作個體抑制能力的行為指標。透過受試 者在每個不同的停止信號延遲時間 (SSD) 的錯誤機率 (error rate) 來計算停止信號反應時 間 (SSRT)。 賽馬模型主要看 go 反應信號及停止命令 (stop) 之間競賽後的表現，過去的研究結果 與模擬研究支持這個作業的測量是可靠的 (Band et al., 2003)。在這個作業的表現缺損，先

陳巧雲

94 前已在妥瑞氏症 (Li et al., 2006)、注意力缺陷過動障礙和品行障礙 (Armstrong & Munoz, 2003; Schachar & Tannock, 1995) 中被發現。Logan 等人 (1997) 研究發現，高衝動的受試 者，進行這項作業的停止信號反應時間越長 (Logan et al., 1997)。本研究使用此作業來測 試衝動型暴力犯的抑制能力與一般人行為上的差異，同時為了提高暴力行為分類的準確 性，採用反應性 - 主動性攻擊行為問卷 (Reactive Proactiv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Adult Version)(Cima, Raine, Meesters & Popma, 2013)，目的是要瞭解受試者之攻擊行為傾向。 Ramautar 等人發現當減少 stop 嘗試出現的機率，go 的反應時間會變快 (Ramautar et al., 2006)。此結果的模式顯示出，當 go 嘗試出現的越頻繁，受試者會引發出更強的反 應傾向，以及更快的 go 反應時間。在我們的實驗中，只有 25% 的嘗試為 stop 嘗試，與 Ramautar 等學者的實驗比例 (20%) 相近。因此，我們可以合理的推斷，在此作業中，go 的反應時間可以當作是反應傾向 (pre-potent response tendency) 的高低指標，有較快的 go 反應時間可反映出有較強的反應傾向 (Logan, 1994)。根據 Gray 的觀點，BAS 與欲獲得獎 勵的反應傾向有關。根據這些模型，我們可以合理的認為啟動反應是 BAS 的功能之一， 並且有較快的 go 反應時間，反映出有較強的 BAS。這與 Logan 等學者的觀察結果一致 (Logan et al., 1997)。在本研究中，go 反應時間與 SSRT 分別當作 BAS 與 BIS 的指標。我 們將衝動型暴力犯與控制組進行配對，若衝動性暴力犯是因有較高的 BAS 活化程度，暴 力犯的 go 反應時間應該較控制組更快。相反的，若衝動性暴力犯是因有較低的 BIS 活化 程度，暴力犯的 SSRT 應該較控制組更長。

貳、研究方法 一、參與者 本實驗包括 13 名暴力犯罪者（平均年齡為 33.9±6.3 歲）以及 13 名非暴力犯罪者 作為控制組，並與實驗組的年齡、性別、教育程度，並在智力得分上進行配對（瑞文氏 圖形推理測驗來進行受試者的智力配對），控制組的平均年齡為 37.1±4.8 歲，無顯著 差異 (t0.05(24) = 1.463, P =0.156)。暴力犯罪組在瑞文氏圖文測驗 (Raven’s Progressive Matrices test) 的平均分數為 14.85±6.16 分，控制組的平均分數為 14.92±6.01 分，無顯 著差異 (t0.05(24) =-0.03, P =0.98)。 受試者篩選方式：所有受試者均為自願參與，以及具有正常視力或矯正後之正常視 力。本研究利用監獄紀錄、自陳報告、犯罪前科紀錄等來進行分類，初步將其分為衝動 型暴力犯以及非暴力犯罪者。所有受試者皆無診斷出精神異常或藥物濫用的情形。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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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試者有精神異常或是藥物濫用的情況，將會被排除於實驗之外。衝動型暴力行為的定義 為，無任何證據顯示他們行使暴力行為，是因為某種特地的目標，例如奪取受害人財產， 或提升自己在團體中的地位。本研究之衝動型暴力犯為有衝動型暴力犯罪的歷史，但沒 有工具型暴力犯罪的行為。衝動型暴力犯皆犯過殺人罪（以徒手、棍棒、刀方式，致人 於死，排除仇殺、情殺、財殺、強暴、濫用藥物），若有一起以上的殺人事件，則是因 不同動機，被判處十五年以上徒刑或是無期徒刑。非衝動型暴力行為的定義為，無證據 顯示他們 ( 曾經 ) 行使暴力行為，非暴力控制組則無任何有關暴力的犯罪紀錄，但所有控 制組受試者皆有罪紀錄，其中包括偽造文書或貨幣、違反證卷交易法、侵佔、背信、竊盜、 詐欺以及公務人員收賄等。

二、問卷 本研究採用反應性 - 主動性攻擊行為問卷，反應性 - 主動性攻擊行為問卷中的題目 制定包含兩個基礎，一是教師所評價的反應性 - 主動性攻擊行為，另一是文獻中所定義 的反應性 - 主動性攻擊行為。除了概念上的衝動或預謀攻擊行為，題目還必須反映出此 攻擊行為是身體還是言語攻擊，以及在不同的動機和現實環境下所產生的攻擊行為（如 「為了證明自己是老大而與別人打架」，「當別人威脅你，你會感到生氣」）。項目中 的攻擊行為包含廣泛，適合用於廣泛的年齡層。並且題目的敘述簡單易懂，使受試者不 會因看不懂題目而產生誤差。受試者依照題目的敘述並對照自己的情況對題目進行評分， 可評為 0( 從不 )、1( 偶爾 ) 以及 2( 經常 )。因為考量到受刑人平均學歷較一般民眾低， 為避免受刑人看不懂題目。 問卷原有 26 題，分別為 13 題反應性與 13 題主動性。經由驗證式因子分析後，刪除 了 3 題。一題主動性與一題反應性因為因子負荷量不足 10% 而予以刪除 (2.4% 與 6.3%)， 另一題則是因為不小心重複了所以予以刪除 ( 因生氣而破壞物品 )。因此本問卷共包含 23 題，分別是 12 題主動性題目與 11 題反應性題目。

三、stop-signal 作業 Stop-signal 作業包括 go 和 stop 二種情況，在 go 情況下，受試者被要求看到往左方 箭頭按左鍵，看到往右方箭頭按右鍵。在 stop 情況下，同樣先出現 go 刺激，如果在看到 go 刺激後，箭號改成菱形 (stop 刺激 )，受試者必須抑制動作反應傾向，不能去做按鍵的 反應（圖 1）。我們同時利用追蹤錯誤率的方式 (response rate tracking, RR tracking) 來操 弄 stop 刺激出現的時間點，首先，先預設 stop 刺激比 go 刺激晚出現的延遲值 (stop signal delay, SSD) 為 200 毫秒，每次調整以 60 毫秒為單位。若受試者在 stop 嘗試項中成功抑制， SSD 就往上加 60 毫秒，反之，抑制失敗則往下減 60 毫秒，直到受試者成功抑制反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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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機率約為 50%，最後將所有的停止信號延遲時間值加以平均，就會得到是所謂的停止信 號延遲時間臨界值 (critical SSD)，也就是當停止信號延遲的時間為停止信號延遲時間臨 界值時，受試者在停止訊號嘗試 (stop signal trial) 會發生停止失敗的機率是百分之五十。

圖 1: 停止訊號作業流程圖 整個實驗包含四個區段 (blocks)，每一個區段有 100 嘗試次（每個嘗試次為 2000 毫 秒），go 和 stop 嘗試項比率為三比一。stop 嘗試是隨機排列於每區段的 100 個嘗試中。 每一個區段都會計算出 critical SSD 和平均反應時間，把四個停止信號延遲時間臨界值和 平均反應時間各自相加除以四，就可以得到整體的停止信號延遲時間臨界值和平均反應 時間，將整體的平均 go 反應時間減去整體的停止信號延遲時間臨界值，就可以去估算每 個受試者的的停止訊號反應時間 (stop signal reaction time, SSRT)，也就是受試者進行抑制 歷程所需要的時間。正式實驗前會讓受試者先做 20 次練習，目的是讓受試者熟習實驗的 歷程。

四、測驗環境 本實驗在民國 99 年至 100 年期間至台北監獄進行暴力成年犯之問卷訪談及行為資料 蒐集，先向受試者介紹實驗程序及儀器並填寫實驗同意書。實驗環境為台北監獄之諮商 輔導室。

以停止訊號作業檢視暴力行為者的抑制機制

97

參、研究結果 一、在分析反應性及主動性攻擊行為問卷分析上，二組受試者在二種行為分數亦達 顯著性差異 ( 反應性攻擊行為分數 t0.05(24) =3.16, P =0.00；主動性攻擊行為分數 t0.05(24) = 3.02, P =0.01) ( 表一 )。 表（一）：反應性 - 主動性攻擊行為問卷分數 平均分數（標準差）

實驗組

控制組

(n=13)

(n=13)

反應性攻擊行為分數

8.62 (4.11)*

4.46 (2.76) t0.05(24) =3.16

主動性攻擊行為分數

3.38 (2.59)*

0.85 (1.28) t0.05(24) = 3.02

二、stop-signal 作業資料分析（表二） 表（二）: 停止訊號作業之行為資料分析 平均反應時間 （單位：毫秒） 平均值

實驗組

控制組

（標準差）

(n=13)

(n=13)

go 反應時間

424.48

416.98

(70.87)

(63.79)

162.46

193.69

(57.66)

(55.19)

262.02

223.29

(34.28)

(36.55)

go 嘗試

96.9%

98.2%

Stop 嘗試

53.9%

47.9%

停止信號延遲時間 (SSD) 停止信號反應時間 (SSRT)

t0.05(24) =0.28 t0.05(24) =-1.14

正確率 (%)

在實驗結果的分析上，首先刪除超過兩個標準差的 go 反應時間。再計算執行 go 嘗 試反應時間、停止信號延遲時間 (SSD)、停止信號反應時間 (SSRT)，以及他們在執行 go 目標作業的正確率與抑制成功的比率。實驗結果發現二組在 go 反應時間上，無顯著差異 (t0.05(24) =0.28, P =0.78)。在平均停止信號延遲時間上，亦無顯著差異 (t0.05(24) =-1.14, P =0.17)。二組參與者在停止信號反應時間上，有顯著性差異 (t0.05(24) =2.79, P =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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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肆、討論 衝動型暴力犯的外顯特徵為魯莽的行為，常常不能控制自己的行為。從反應性 - 主 動性暴力行為問卷得分上，實驗組的反應性暴力行為及主動性暴力行為得分顯著高於控 制組，從 Cima 等人 (2013) 研究結果 (Cima et al., 2013)，本實驗組受試者的主動性暴力行 為得分雖高於控制組，但是實驗組的主動性暴力行為得分為 3.38 分，該部分最高總分為 24 分，所佔分比例低，因此本實驗受試者屬於衝動型暴力行為者。他們缺乏控制自己行 為的能力的潛在原因，可能是因為他的的反應衝動過快，或是抑制過慢造成的。本研究 採用停止訊作業，過去研究已建立良好的信效度 ( 例如，Samanthi, Goonetilleke, Jeffrey, Wong and Corneil, 2012 )。我們發現在停止訊號作業的行為表現上，衝動型暴力犯與控制 組在 go 反應時間上沒有差異，衝動型暴力犯並沒有加快反應時間的傾向 ( 反映在 go 時 的反應時間 )。但是二組在 SSRT 行為反應時間有顯著差異，這種結果顯示衝動型暴力犯 的 BIS 出現問題，衝動型暴力犯的停止訊號反應時間提高，並且錯誤率較控制組高。本 研究結果與 Logan、Schachar 及 Tannock (1997) 及 Chen 等人 (2008) 結果相符。這些結果 表明，衝動型暴力犯的抑制控制的確有些問題，在本實驗設計的情況中，有 75％機率是 go 反應，導致受試者會有越來越大的反應趨勢，衝動型暴力犯難去抑制這些反應。加上 錯誤次數的提升隨著時間增加，而導致更大的負向情緒 / 挫折。挫折一直都被認為與攻 擊行為有關 (Berkowitz, 1993)。挫折可能導致抑制控制能力降低，這反應在 Gray 的人格 模型中 BIS 較差。從這樣的脈絡中，Blair 的 VIM 可能有相似的腦區負責調控負向情緒， 並且抑制攻擊行為。雖然目前研究結果不能夠確定提供暴力行為相關的大腦迴路，但是 提供初步了解其可能的神經機制。 過去使用正子造影的腦影像研究中 (Raine et al., 1997; Raine et al., 1998) 發現衝動型 殺人犯的左右二側前額葉功能及右前額葉 / 下皮質控制比率都較控制組低。相反的，預 謀型殺人犯較接近與控制組。但衝動型殺人犯與預謀型殺人犯，都比控制組有較高的右 側腦下皮質活化。Raine 等學者指出，過度的皮層活化與攻擊行為相關，但掠奪型殺人犯 有足夠良好的前額葉的功能來控制這些攻擊性衝動，而衝動型殺人犯由於缺乏前額葉調 控，較無法調節和控制攻擊性衝動 (Raine et al., 1998 )。與此相一致，Chen 等人 (2005) 也 發現衝動型暴力犯的額葉皮質功能較差，額葉的 N2 振幅較對照組低 (Chen et al., 2005)。 前額葉的失功能與暴力行為有關的假設，已經透過腦傷的病人的研究 (Anderson et al., 1999; Blair & Cipolotti, 2000; Grafman et al., 1996)，神經心理學家與神經影像學對 於反社會行為者的研究 (Blair, 2005;Raine et al.,1994; Raine et al., 1997; Raineet al., 1998; Schneider, 2000; Volkow et al.,1995; Wong,1997) 所支持。早期的神經損傷和神經心理學的

以停止訊號作業檢視暴力行為者的抑制機制

99 證據一致顯示，額葉損傷或功能障礙引起反應性 (reactive) 攻擊 (Blair, 2000; Grafman et al, 1996; Raine et al,1994; Raine et al, 1997)。然而，在這些研究中未精確的定位額葉的區域。 最近，一些影像研究發現衝動性人格障礙與抑制衝動行為控制低下的額葉功能障礙有關， 同時也提供了更精確衝動行為相關的潛在的神經機制 (Dolan et al., 2002)。從這些研究發 現，腹側和內側額葉皮質與反應性攻擊控制有關 (Blair, 2005; Damasio,1994; Grafman et al., 1996; Volavka,1995)。Völlm 等人 (2004) 發現與衝動相關的邊緣性人格障礙的患者， 在反應抑制時，內側 (medial)、上方 (superior) 和下方 (inferior) 的額葉腦迴延伸至前扣帶 回皮質的活化有關 (Völlm et al., 2004)。Horn 等學者 (2003) 使用 go/no-go 作業，發現衝 動性低的受試者，其前內側額葉 (anterior medial superior frontal gyrus) 更加活化 (Horn et al., 2003)。這些研究使我們更能清楚的了解，前額葉的失功能與衝動型暴力行為之間的 關聯。 總結來說，這些研究發現了上側 (superior)、下側 (inferior)、內側 (medial) 與眼眶前 額葉皮質與抑制控制歷程有關。我們試圖利用使用一些涉及這些腦域參與的作業，來說 明這些腦部區域的功能和衝動性暴力行為之間的關係。下額葉皮質功能已被發現與反應 抑制 (response inhibition) (Garavan et al., 1999; Konishi et al., 1998)、情緒處理 (Fulbright et al., 2001) 和監測行為結果 (Kringelbach & Rolls, 2004; Rushworth et al., 2004; Walton et al., 2004) 有關。動物的研究也發現，切除眼眶前額葉皮質會影響酬賞制約的形成 (Pears et al., 2003; Rushworth et al., 2007)。Li 等人 (Li et al., 2006) 使用功能性磁振造影，減少各混 淆便項後發現在上內側 (superior medial) 和前中央 (precentral) 額葉皮質的活化與反應抑 制有關 (Li et al., 2006)。以上說明衝動型暴力行為可能是衝動型暴力不只和下額葉有關 (Blair, 2005)，上內側和前中央額葉皮質在調節情緒訊息上，亦扮演重要角色，當這些腦 區調節情緒訊息發生問題後，可能會去影響抑制控制歷程。

伍、研究限制 由於本實驗之受試者方面，因人數尚屬小樣本，選取受試者進行比較而非隨機分 派，暴力犯罪者平均年齡低於非暴力犯罪者，兩組雖未達統計顯著差異水準的結果，若 能將兩組年齡控制為幾乎相等，其結果之可信力較大。此外，受限於研究資料蒐集的困 難以及本研究僅提供行為研究結果，雖然文中探討過去相關的腦造影研究文獻，推論暴 力行為可能是抑制歷程發生問題及相關腦區，但仍需要後續的研究，例如，運用功能性 磁振造影的優點，提供空間的準確性，結合腦波儀功能性磁振造影，同時獲得時間與空 間上的高解析度，或許將能得到更具實證性的研究結果，以期更深入了解暴力行為的相 關機制並建立更具完整性的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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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巧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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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學期刊 第十七卷第一期，民 103 年，107-120 頁

犯罪人真的是不理性的嗎 - 與陳和華教授商榷 劉濤 1

摘 要 犯罪學研究的犯罪人應當是理性的犯罪人。行為人選擇犯罪雖然在價值理性的角度 看存在不理性的成分，但是犯罪學的研究應當注重犯罪人行為的實踐理性與工具理性。 犯罪人對犯罪的法律後果（法律後果）低自控與低自珍不是決定犯罪人非理性的決定因 素。適應性非理性應當注重對於犯罪情境的分析。當代理性選擇理論強調犯罪人的有限 理性，犯罪預防的落腳點在於對於犯罪人犯罪機會的控制與犯罪具體社會情境的抑制。 關鍵詞：非理性 低自控 低自珍 有限理性 犯罪情境預防

1　劉濤 (1988-), 男 , 安徽巢湖人 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博士候選人、美國密蘇裏大學堪薩斯城分校法律碩士（L,LM）、南京師範大學法學 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為刑法學、犯罪學 通訊地址：南京市玄武區公教一村 43 棟 401 室 郵編 : 210008 電話 : 13605156199 e-mail: [email protected]

劉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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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Criminals Irrational ？ - A Dialogue with Prof Hehua Chen Liu,Tao

Abstract The offenders under the study of criminology should be rational. The offenders may not be rational under the doctrine of value rationality. But it has rationality under the theories of practical rationality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he low self control and low self respect for the long term consequences of crime are not the dominant factor for determining the irrationality of criminals. The adaptive non-rationality of criminals should be analyzed under the specific crime situations. The contemporary rational choice theory is of limited one. The prevention of crime shall focus on the control of opportunity of crime and the specific situations of crimes.

Keywords: Non-Rationality Low-Self Control Low Self-Respect Bounded Rationality 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犯罪人真的不是理性的嗎 - 與陳和華教授商榷

109 陳和華教授的《犯罪人的適應性非理性及其防控》一文基於實證犯罪學的基本立場， 總結了犯罪人是不理性的觀點，針對陳教授的文章，筆者有不同的觀點，在此提出，與 陳教授商榷。

一、陳文的基本觀點 陳和華教授一文首先指出了古典犯罪學派與實證犯罪學派對於罪犯的不同理解，其 認為：“古典犯罪學派和理性選擇理論關於犯罪是犯罪人理性選擇的結果，犯罪人是理 性人的觀點雖然在刑事懲罰對犯罪人的威懾方面具有很強說服力，但卻無法解釋一個理 理性的人為什麼會產生非理性的舉動；而實證犯罪學派關於犯罪由犯罪人無法控制的因 素所引起，犯罪人是非理性人的觀點，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一個神智正常的人是非理性 的，這種非理性體現在什麼方面，犯罪人為什麼會非理性。”[1] 其進而提出：“犯罪人 在實施犯罪行為時，表面上看是理性的，但在本質上來說是非理性的，至少在犯罪行為 的抉擇時是非理性的。”[1] 並且，對於這一基本觀點，陳文認為犯罪人具有共同特徵， 並認為此處的非理性特指犯罪人在犯罪前和犯罪時的不理性；此處的不理性僅對於精神 正常的犯罪人；理性與非理性的區分只在故意犯罪中有意義。[1] 陳文的第一部分通過對於認識理性和實踐理性、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過程理性和 實質理性者三組概念的梳理，認為評判理性的基本依據在於：行為人的行為是否由邏輯 推論和分析計算的理性思維所支配；行為人的行為是否在手段、目標上具有合理性。陳 文接下去又從犯罪心理學的角度對理性評判標準進行了引申：“1．行為人在行為前或行 為時是否考慮行為的後果；2．行為人在考慮到了行為後果的情況下是否依據趨利避害、 求樂避苦的理性原則做出行為選擇，或者是否依據行為手段的合乎目的性和行為目的合 乎價值合理性來考慮行為後果。”[1] 並且其認為這兩個標準缺一不可：“前者是從人的 行為選擇中的意識活動的形式、過程來確認人的行為的理性與否；而後者則從人的行為 選擇中的意識活動的內容、實質（結果）來確認人的行為的理性與否。”[1] 文章的第二 部分，陳教授再次提到了所謂的“本質說”：“從根本上說，犯罪人是非理性的人。如 果人們都是理性的，都想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並且都在權衡利弊得失後再做出具體行 為，那麼他們就不會選擇犯罪行為，因為他們知道犯罪將會給自己帶來的法律後果和人 生代價。”[1] 也就是陳文最初提到的犯罪選擇的非理性，所有選擇犯罪的人（故意犯罪）， 都是非理性的。至此，陳文似乎通過第一部分提出的兩個標準的檢測已經將犯罪人理性 非理性這一問題得到解決，然而陳教授更進一步解釋了犯罪人非理性的表現形式，這也 是本文的創新和亮點所在。陳文認為，犯罪人的非理性主要表現在低自控與低自珍。低 自控是指個人不能考慮行為的長遠後果而追求短期滿足的傾向。犯罪的長遠後果主要是 指犯罪的法律後果。而低自珍是指個人不願考慮行為的長遠後果而追求短期滿足的傾向。

劉濤

110 行為有潛在的自毀心態，對自己的長遠利益、自己的前程甚至生命的漠視。“當犯罪人 能夠意識到犯罪行為的法律後果仍然一意孤行時，實際上也意味著犯罪人也並不珍惜自 己，並不對自己的長遠利益負責。”[1] 接著，陳文在第三部分提出，這樣一種低自控低 自珍的非理性主要是由於犯罪人的社會習得而成，是一種“適應性”的非理性，“當犯 罪人準備犯罪時，他們完全意識得到有被捕、被起訴、被裁決、被懲罰的可能，但由於 低自控，他們卻往往不太能考慮到這種可能。”[1] 社會刑事司法的懲罰不利帶來了犯罪 人的僥倖心理，2 犯罪人忽視了長遠利益；輕視自我意識的社會文化帶來了一種不良的社 會風氣，促生了犯罪人的非理性的自毀心態。在陳文的最後部分，作者提出了針對犯罪 人不理性的特性和特有的低自控與低自珍的表現形態，應當通過加強司法懲處，提高犯 罪報應的確定性，客觀上消除個體更多的僥倖心理和加強自珍教育，樹立良好的自我意 識，主觀上促使個體趨利避害，提高自珍度兩個方面來防控犯罪。

二、陳文的缺陷 陳和華教授一文雖然在開篇提出了其觀點不同於古典犯罪學派的主張，也與實證犯 罪學派的觀點有所區別，但其大致思路仍舊依託於實證犯罪學派。實證犯罪學派所持的 觀點是：犯罪人犯罪並非出於自願；一個人要成為罪犯，就必須使自己永久地或暫時地 置身於一種個人的、自然的和道德的狀態之下，並生活在從內部和外部促使他走向犯罪 的那種因果關係鏈條的環境之中。 ( 一 )價值理性不等於實踐理性與工具理性 陳文在第一部分列舉了不同的理性概念，從陳文的主要觀點來看，其忽視了對於實 踐理性、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區別。正如陳文所言，“從實踐理性的角度看，理性指 的是人的行為中的理性，它主要指的是人的行為自覺性，這包括行為的選擇是在冷靜的 情況下經過認真思考和謹慎籌畫的，行為的結果是早在預料之中或基本符合原先的設想。 這意味著理性的行為是祛除愚昧和很少盲目性的，是較少受情感因素幹擾的，是有較大 的可預測性的。”[2] 脫離了愚昧與無知，對自身的行為有了自覺的意識，也就使得行為 人的行為具有了一定的實踐理性。而工具理性強調的是行為手段的合理性。價值理性更 多的是注重“從某些具有特質的、特定的價值理念的角度來看行為的合理性。也就是說， 2　對於犯罪人的僥倖心理，在刑法理論上，反對罪刑法定的基礎是心理強制的德國學家埃裏克•沃爾夫也有 同樣的認識。其明確否定心理強制說，他通過對犯罪原因的調查研究，認為行為人實施犯罪行為並不是 基於愉快與痛苦的比較，而是因為在實施犯罪行為前有一種僥倖心理，以為犯罪後不會被發現、可以逃 避處罰；如果人們沒有這種僥倖心理，則不會實施犯罪行為。此外，不處罰是實施犯罪的最大誘因，不 處罰給予實施犯罪以不斷的誘惑、期待不處罰給予實施犯罪以不斷的誘惑等法律格言也給沃爾夫的觀點 以佐證，從而否定了心理強制說。張明楷教授認為沃爾夫的觀點過於絕對，他也提到，例如，機會是犯 罪原因，行為人實施違法行為或者是基於預謀，或者是基於衝動，或者是基於偶然，而不可能是單一的 原因。參見張明楷：《刑法格言的展開》（第三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1 頁。

犯罪人真的不是理性的嗎 - 與陳和華教授商榷

111 人作為有感情、責任感、有信仰的社會人，在很多情況下，完全可能會採取遵循著戒命 或要求的引導而不顧及行動後果的價值合理性行動。對於這些不同的理性概念，韋伯也 有經典的論述：韋伯使用“行為”這一核心概念，從社會、文化和個人生活方式三個介 面，對合理化問題進行了系統的規整。韋伯根據手段的運用、目的的設定以及價值的趨 向三個方面來界定合理性。在手段的運用上，行為者所面對的是客觀物理世界，行為者 的實踐活動具有工具合理性。在目的的設定上，行為者所面對的是客觀世界，其實踐活 動具有選擇合理性。在價值取向上，行為者所面對的是客觀精神世界，其行為具有價值 合理性。也就是說，行為的工具合理性是根據運用手段達到既定目的過程中的有效計畫 來加以衡量的；行為的選擇合理性是依靠一定的價值、手段和邊界條件來算計目的的正 確性加以衡量的；行為的規範合理性則是用決定行為偏好的價值標準和原則的同一性力 量、總體性力量等加以衡量的。一個行為，如果滿足了手段合理性和選擇合理性的條件， 韋伯就稱之為“目的理性行為”；如果滿足了規範合理性的要求用，韋伯則稱之為“價 值理性行為”。工具合理性和選擇合理性被韋伯統稱為形式合理性。[3] 韋伯的目的合理 性行為概念將人的理性從理念世界拉回到經驗世界，人的自由意志因而也就不具有善或 者惡的本質屬性，人選擇善或者惡乃因為利益權衡的結果。3 形式理性主義始終堅持，一 種本土的、有針對性的構建起來的現實就是社會行動。當行動著的個體試圖以最少的代 價來換取最大的收益時，我們就說行動者的行動是一種理性行動。當行為人試圖通過理 性計算來權衡是否選擇犯罪時，行動者的犯罪行為也即是一種理性行為。這一社會學領 域的理念也影響了現代犯罪學意義上的理性選擇理論的構建。在陳文中，作者沒有很好 的區分上述概念，而將價值合理性與實踐合理性、工具合理性想混淆，或者說，文章為 了陳述其基本論點的需要，忽視了犯罪行為的實踐理性與工具理性，而只看重犯罪的社 會烙印，從社會價值的角度否定犯罪行為的合理性，進而否定行為人行為中的實踐理性 與工具理性因素。 犯罪固然是一種惡，是對於客體法益的侵害，這是刑法學研究的基本取向。規範的 刑法學研究帶有強烈的價值取向，必須將犯罪當作一種惡來對待，才能區分有無法益侵 害，才能辨別某一行為是哪一種法益侵害。然而，犯罪學的研究固然也具有一定的價值 導向，但是其是以客觀化、科學化為目標。雖然研究者不能完全避免自己的主觀傾向， 但是，科學主義指導下的研究都是通過不斷的觀察來求證假設和理論的。如果將所有的 犯罪行為（故意犯罪）統統視為一種偏離價值理性的行為，犯罪學的研究也就失去了科 3　有的學者也認為，韋伯的工具理性是自加爾文教派反理性、不人道的“宿命論”衍變而來。易言之，“工 具理性”背後的動力是一極不理性的東西，而“工具理性”本身有許多與“價值理性”不但根本不同， 而且基本上是衝突的。“工具理性”的發展造成了西方今日社會與政治的官僚化、形式化，因之，導向 個人的“異化”。所以，“工具理性”發展的結果，從謀求合理的人生的觀點來看，是很不理性的。參 見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增訂本），三聯書店 2011 年版，第 20 頁。

劉濤

112 學化的色彩，所有的犯罪行為理所當然會被視為一種非理性的活動。這樣的認識看似無 懈可擊，其實並不能真正使犯罪學研究得到提升。更為實際的是，在否定犯罪行為的價 值理性的基礎上，論者所能提出的犯罪預防策略是有限的。將所有的犯罪行為在價值上 進行否定不能幫助研究者更系統和有所區別的針對不同的犯罪行為、犯罪模式提出有效 的犯罪預防方法。對於犯罪行為的精確分析是預防犯罪的前提，而對於犯罪行為的分析 前提在於對於犯罪人及其行為持有一種價值無涉的分析態度。 ( 二 )犯罪的法律後果不等於犯罪行為的法律後果 陳文的另一缺陷表現在對於所謂“犯罪的法律後果”的強調。 陳文認為：“如果人們都是理性的，都想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並且都在權衡利弊 得失後再做出具體行為，那麼他們就不會選擇犯罪行為，因為他們知道犯罪將會給自己 帶來的法律後果和人生代價。”[1] 對於犯罪的“法律後果”，陳文將其視為法律後果：“正 常情況下，人在進行行為選擇時一定會考慮到行為的後果，並且以趨利避害、求樂避苦 的理性原則作為這種考慮的依據。但是，犯罪人要麼不考慮自己行為的法律後果，要麼 在明知自己的犯罪行為的法律後果的情況下，仍然一意孤行，反映出其行為選擇的非理 性。”[1] 對於犯罪所帶來的短期利益，陳文認為：“表面上看，犯罪能給犯罪人帶來快 樂或者解除煩惱，以人的趨利避害、求樂避苦的本性來說，這是理性的；但與此同時， 犯罪中也包含著一些受到社會的、法律的和自然的制裁的危險，從當前的快樂中看不到 潛在危險或不願考慮這種危險，說明犯罪人是非理性的。追求快樂是理性的，但同時忘 卻或忽略犯罪帶來的痛苦則是非理性的。”

[1]

可見，陳文認為，一旦行為人只重視眼前

利益而忽視長期利益（被逮捕的可能性），犯罪人的行為就是缺乏理性的，至少，“在 本質上來說是非理性的。”[1] 首先，犯罪行為的法律後果不能等同於犯罪的法律後果。犯罪人在實施犯罪之前與 進行犯罪時，考慮的因素很多。犯罪的法律後果（被逮捕可能性）只是其中之一。陳文 認為犯罪人的非理性多是由於後天的環境適應的產物，儘管對於犯罪人的非理性這一點 筆者不敢認同，但是筆者確實贊同：犯罪行為也是環境激發下的行為，具體的情境能夠 激發犯罪的發生。 張遠煌教授認為犯罪學中的情境概念是為了分析激發犯罪動機、影響 犯罪動機的轉化和制約犯罪行為實施的一系列最直接的情境因素而提出的。其目的在於 將犯罪成因的研究從專注於抽象地解釋“人們為什麼要犯罪”轉移到同時兼顧分析“人 在什麼樣的情境中最容易犯罪”這一更具有實質性意義的命題上來，以此克服傳統犯罪 原因論只注重從旁觀者角度考察犯罪原因，而忽視進行“犯罪人”親歷的視角轉化來看 待犯罪的實施，從而難以揭示犯罪的真實和提出具有針對性的預防對策的弊端。[4] 犯罪

犯罪人真的不是理性的嗎 - 與陳和華教授商榷

113 的法律後果是具體的犯罪情境中的一環，是行為人在行為時會有所考慮甚至是有所謀劃 回避的重要方面。不過，陳文將這一因素視為決定犯罪人是否在行為時“理性”的決定 因素，並由此說明犯罪人的低自控是有失偏頗的。陳教授在論述中也認識到，所謂的低 自控“並非指完全缺乏或喪失自我控制能力，而是指自我控制能力不足；同時，自我控 制能力不足僅僅是指不能控制自己的行為偏離自己的長遠利益，而不是指對於犯罪行為 實施過程中的控制。相反，在神智正常的情況下，犯罪人都善於控制自己的犯罪行為過 程而便於達成犯罪的目標。”[1] 犯罪人在犯罪之前和犯罪的過程之中有理性思考和選擇 的成分，論者不應當用行為人對於法律後果的難以控制來否定行為人行為的理性成分。 犯罪行為的法律後果是確定的，行為人當然知道法律後果（至少對於大多數傳統犯罪而 言），或者至少是在行為的過程中多少會考慮行為的規避懲罰的因素。而其仍舊實施犯 罪，並不是對於法律後果缺乏必要的控制，而正是在權衡了各種社會情境因素之後的， 以當時當地的行為人的視角來看的理性選擇。 其次，低自珍也並不能說明行為人在實施犯罪的時候是缺乏理性的。陳文所認為的 低自珍是對於犯罪的法律後果呈現出一種放任的態度。“所謂低自珍，既自我珍惜，是 指個人不願考慮行為的長遠後果而追求短期滿足的傾向。”[1] 犯罪人在實施犯罪的過程 中存在一定的僥倖心理，希望能夠避免遭受法律制裁；另一方面，犯罪人的也會通過邏 輯思維和理性判斷減少被發現的可能性。誘發犯罪的原因很多，在一定的情境條件下， 行為人總是希望找到最佳的犯罪路徑。選擇犯罪，並不一定說明犯罪人選擇了一條“不 歸路”，以價值理性的角度來看，行為人確實選擇了一條“損害自身利益的自毀行為。”[1] 但站在工具理性的角度，行為人可能是選擇了在其社會情境下，較為“理性”的達到目 標的道路。犯罪的發生很大程度上與現實情境中的機會有關，美國犯罪學家威爾遜認為， 除非我們有力地對待犯罪（各種旨在遏制犯罪人內心犯罪欲望和獲取犯罪機會的手段）， 否則這些理性的潛在犯罪人就會敢於冒險。[5] 對於犯罪法律後果（法律後果）的放任， 是表明犯罪人在價值理性上缺乏理性，對於犯罪的社會情境（犯罪機會）的分析，說明 瞭犯罪人在工具理性上是否是理性的。而針對犯罪行為本身來說，後者更能說明行為的 理性成分。 ( 三 )適應性非理性重構 陳文認為，犯罪人的非理性是適應性的非理性，人的理性（自珍與自控）是社會化 和目前的生活處境的一種產物。而陳文對於適應性的解釋圍繞的還是犯罪人對待法律後 果的闡述。較低的查處率和不良的社會文化帶來了“犯罪人肆無忌憚地為個人的眼前利 益、短期利益而實施犯罪，全然不顧犯罪行為將會給自身長遠利益帶來的風險。”[1] 犯 罪被發現的可能性低，犯罪人不去控制自己內心的守法傾向，並不能說明犯罪人具有

劉濤

114 較低的自控能力，因而是不理性的。正如陳文所言，犯罪人與非犯罪人在精神生活上並 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但是陳文恰恰將兩者進行了價值評判，徹底將犯罪人的“選擇” 進行否定，甚至是異端化：“當這種毫不珍惜自己生命的觀念深入到人的意識中成為其 行動指南的時候，生命的意義就會被淡化，非理性的害人害己的行為就會變得輕而易 舉。”[1] 誠然，犯罪的低風險是行為人敢於實施犯罪的重要因素之一，如前文所述，具 體的犯罪情境與犯罪機會也是行為人首當考慮的因素。筆者不否定犯罪人的理性與否， 更多是一種“適應性”的表現，而這種適應性也體現在對於犯罪機會的選擇和對即時犯 罪情境的把握。犯罪的眼前利益、短期利益是行為人考慮的要素，但是，違法活動的發 生，是行為人在考慮了個人因素（如對金錢的需要、報復、獲得快感以及愉悅）以及情 境因素（如犯罪對象周圍的保護怎樣以及當地的治安狀況等綜合考慮）後作出的決定。 在犯罪之前，理性的犯罪人會考慮被逮捕的幾率、將受到的懲罰的嚴重性、可能的犯罪 所帶來的收益以及行為人從犯罪中所獲得的既得利益。這些理性犯罪人會小心的選擇犯 罪的目標，他們對行動的思考是系統的並有選擇性的。人的社會行為有理性的層面，但 是也存在周遭環境對其的制約因素。犯罪的決定是行為人情感因素和理性思考過程的綜 合。例如，犯罪實證調查顯示，通過對於盜竊犯的訪談可以發現，理性成熟的盜竊犯會 考慮更為細緻的情境因素，例如，周圍環境是否有利於隱蔽地進行犯罪活動、防盜鎖的 種類、住宅門與窗的位置、報警裝置的特性以及被行人和盜竊對象（目標）的鄰居觀察 到的幾率等。 [6] ( 四 )犯罪防控策略不實際 陳文認為，犯罪人的由低自控低自珍所體現出來的非理性可以通過增強司法查處的 力度和宣導自我珍惜的教育來進行犯罪的防控。固然，增強司法懲處力度在一定程度上 能夠帶來一定時空範圍內的犯罪預防的效果，但是其作用是有限的。犯罪學中著名的迷 亂理論（anomie theory）認為，迷亂是社會不協調的一個形式：文化強調的價值與追求 此價值的合法手段脫鉤。換而言之，迷亂指的是社會設定的個人目標與合法獲得此目標 的手段之間的差異。犯罪人與普通的公民擁有同樣的生活憧憬不過他們選擇通過不法的 方式實現其生活目標。[7] 迷亂理論主要解釋的就是這樣一種普遍的對於物質追求的價值 觀在行為人無法擁有良好的教育和技能培訓的情況下，進而採取非法甚至犯罪的手段去 實現。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代表了一個社會被大多數人接受的一種觀念和理想追求，沒有 一定學歷背景和機能的社會公民同樣理性地追求著這些在當時社會看來“理性”的價值 觀。選擇犯罪的方式去實現這些目標從手段上講是不理性的，但是如果按照邊沁經典的 功利主義學說的論斷，這樣的犯罪結果，是一種社會公民理性的選擇。正如陳文所提出 的“適應性”概念，犯罪人實施犯罪的選擇是社會環境、具體的生活情境與自身特性相

犯罪人真的不是理性的嗎 - 與陳和華教授商榷

115 結合的產物。“有些人本來即具有高度犯罪危險性，但可能因為缺乏犯罪機會，而終身 不會犯法；有些人一向奉公守法，是犯罪的低危險群，但遇到引誘或機會，也可能犯罪。 犯罪人其實都在特殊情境、環境下選擇了犯罪行為。”[8] 人們通常說古典犯罪學忽略了 犯罪原因，而貝卡裏亞卻已明確地提出：經濟條件和不良法律會導致犯罪。其次，他還 指出涉及財產的罪行主要都是窮人犯下的，而多數是在出於無奈的情況下。而且，在當 時他就意識到了所謂的犯罪機會轉移（crime displacement），即對某一罪行實施嚴厲的 刑罰能使一些人不敢去犯這種罪，但同時也令一些人傾向於去犯較輕的的其他罪行。再 次，他還意識到嚴厲刑罰的文化影響，即增加民眾的絕望，鼓勵民眾沉溺於暴力中。[9] 筆者在此並不是否認增大處罰幾率無益於犯罪預防，法律後果能帶給行為人一定的心理 強制，能適當的減少犯罪發生的幾率，但是選擇犯罪的傾向並不能說明犯罪人就擁有較 低的心理控制，犯罪行為不能以是否考慮處罰幾率衡量其理性成分。 另外，陳文提出了改造犯罪人的心理層面，宣導一種自珍教育模式，這無異於實 證犯罪學派的罪犯醫療模式。“實證犯罪學派認為犯罪是由於行為人心理原因和社會因 素 ... 但是學者的研究並沒有完全支撐這一論斷。”[10] 社會學大師迪爾凱姆（也被譯為 塗爾幹）就認為，在他的時代（也就是實證犯罪學派興起之時 - 筆者注），“犯罪是一 種病態，這是所有的犯罪學家都一致公認的。他們解釋這種病態的方法雖不相同，但在 承認犯罪時病態這一點上卻是一致的”， 不過他認為，“這個問題仍需慎重研究。”[11] 美國學者休斯認為，通過社會改革來預防犯罪似乎可以理解為是一種最根本的途徑，但 其在短期內不具有現實的可能性，而且沒有證據證明它對減少犯罪有任何可以量化的效 果。用以改變犯罪的犯罪傾向（criminality）的矯正計畫並沒有產生任何成效。[12] 有的學 者將有關於犯罪預防的策略按照層級分為三層：初級犯罪 (primary crime prevention) 預防 策略關注與那些旨在全面提高社會經濟、物質層面進而減少犯罪的措施。次級犯罪預防 （secondary crime prevention）將視角集中在那些有可能引起犯罪事件的人、組織或者社 會情狀上。三級犯罪預防（tertiary crime prevention) 注重的是即時犯罪事件發生的預防， 主要集中在對於潛在被害人的救助、犯罪“熱點（hot spots）”的監視等具體的措施上。 正是由於二十世紀以來實證犯罪學派在首要和第二層次的犯罪預防方面的失敗，促使了 犯罪學、犯罪預防學的轉向。4 教育改造固然是所欲犯罪預防的根本途徑，但陳文認為缺 4　 參 見 Brantingham, Paul J., and Frederic L. Faust. 1976. A Conceptual Model of Crime Prevention. Crime & Delinquency 22 (3):284-296. 另外一種分類方式將犯罪預防策略分為：社會的或者以犯罪人為導向的犯罪 預防（social offender oriented crime prevention）、情境預防（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以及社區犯罪 預防（community crime prevention）。具體可參見 Graham, John. 1990. Crime prevention strategie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 John Graham: Finland : HEUNI. 還有的學者提出了改善生存條件的預防、改良有缺陷的 社會制度的預防和為犯罪人及社會殘疾人提供服務的預防。參見張遠煌等：《犯罪學專題研究》，北京 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40 頁。對犯罪預防的層次與結構的探討，集中反映的是人們對犯罪原因 與犯罪形成機理的認識水準，在我國，學者在該問題上的探討大多只是對犯罪預防類型的簡單劃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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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乏自珍教育就是犯罪人非理性的表現形式並不能真正地建立起有效的犯罪預防體系。犯 罪預防應當著眼於具體的犯罪行為，並且肯定（至少在工具層面）犯罪（故意犯罪）是 行為人理性的選擇。理性選擇理論引入犯罪學研究是提升犯罪學研究科學化，犯罪預防 措施合理化的前提與基礎。

三、理性選擇理論的主要觀點與近期主張 ( 一 )主要觀點 理性選擇理論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如前所述的貝卡裏亞、邊沁等古典犯罪學家的自由 意志論和功利主義。20 世紀 60 年代，美國的犯罪急劇增加，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由 此導致人們對以特別預防為目的、以改善和教育為內容的醫療模式的懷疑和批評，取而 代之的是以報應和抑制為中心的正義模式。這一刑事思潮認為不應把犯人當作“病人”， 犯罪人是在自己的意志支配下決定實施犯罪行為的；刑罰的目的不是改善和矯治犯罪人， 而是通過隔離等措施抑制和威懾犯罪。[13] 當代理性選擇理論對犯罪成本的定義比古典犯 罪學更為寬泛。它不但包括正式的懲罰，而且還包括非正式的懲罰和道義上的自責，比 如羞恥感和負疚感。理性選擇理論探討影響犯罪者和可能犯罪者權衡得失的多種因素， 包括情景和環境的因素、個人的自我控制、道德觀念以及作案經驗和技術等。[7] 理性選擇理論假定犯罪是行為人在經過風險得失的評判後作出的刻意選擇。理性選 擇理論的基本假設是：犯罪是行為人為了滿足各種一般的需求（commonplace needs）所 進行的有目的的活動。5 理性選擇理論不關注犯罪人的生活背景，而把重心放在關注行為 人作出犯罪決定所考慮的情境動態因素（situational dynamics）。理性選擇理論的學者也 認識到，並不是所有的犯罪都是通過同樣的社會途徑和情境因素所引發的。因此，具體 的分析各種犯罪的問題，是理解犯罪動態因素和制定犯罪預防計畫和步驟的關鍵。 理性選擇理論論者還認為，不僅罪犯會構建自己的犯罪生涯，對特定的某個犯罪行 為，他們也會理性地選擇何時何地以及攻擊什麼樣的犯罪對象。而且，根據個人自身的 種犯罪預防類型的一般性研究，難以全面客觀地反映犯罪形成過程和犯罪的演變的規律，對預防實踐的 指導意義十分有限。 5　也有的學者從社會學的角度認為，任一理性選擇理論的基本假設皆為：複雜的社會現象可由個人最基本 的行為是如何形成的來加以解釋。這種強調個人主義的方法論所持的立論核心：社會生活的根本是由個 人行動構成，要解釋社會制度與社會變革，就必須解釋個人行動與人際互動如何構成了社會制度和社會 變革。在理性選擇理論者的眼中，個人動機是以表現出其“偏好”的欲望與目標為基礎，在一些特殊、 既定的條件限制下，以其得到的資訊為基礎來行動。簡單的說，外在條件的限制於偏好間的關係，就 好像工具與目的間的關係一樣。因為個人不可能達到其所欲所有目的，因此他就必須在目的及可用於達 到目的之工具之間，作出選擇。理性個人會選擇最有可能滿足其最大欲望的選項。參見 Elster, J. 1989. The Cement of Society: A Study of Social Ord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以及 Heath, A.F. 1976. Rational Choice & Social Exchange: A Critique of Exchange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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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特點，行為人會選擇不同的犯罪類型。例如，有些犯罪人是盜竊汽車的行家裏手，有些 專門從事販毒交易。有的時候，犯罪的選擇是由於即時的資金需求。美國學者埃裏克•鮑 姆發現，通常在那些毒品交易氾濫的城市中，盜竊罪的案發率也相對較高。他認為，癮 君子需要在短期內有足夠的現金以購買毒品，他們並沒有時間充分的計畫盜竊行為，而 街頭搶劫成為了能夠滿足他們生活方式的選擇。[14] 這種看似愚蠢與不理性的犯罪形式， 如果放在特定的城市、毒品和個人背景之下，是能夠反映出其理性的層面的。行為人在 急需毒資的情況下，選擇獲取現金最方便的街頭財產犯罪，無疑是一種理性考量。理性 的犯罪人還會根據市場、社會的實際情況選取犯罪的對象，例如，在美國，搶劫犯會在 月頭把目標對準那些靠社會保險生活的老年人，因為每個月初是發放社會保險金的日子。 針對陳文對於理性選擇理論的批評和其主要論點“犯罪人在實施犯罪行為時，表面 上看是理性的，但在本質上來說是非理性的。”[1] 在理解理性選擇理論的觀點時，應當 注意區分犯罪（crime） 6 與犯罪性（criminality）。犯罪是一種事件，而犯罪性是指個人 的行為特徵和一定的與犯罪有關的人格特點。職業犯罪人時刻都在謀劃犯罪，普通人有 時也會做出違法行為，而更有一些人認為任何的違法行為都是“高風險（high risk）”的， 不管他們個人的生活狀況如何，這些區別是由於犯罪性的區別所造成的。而犯罪事件的 差別主要是指：1. 特定犯罪的差別。2. 是否進行和繼續某一特定犯罪。3. 是否停止犯罪 行為。對於犯罪事件的差別，需要考慮各個具體犯罪以及犯罪實施各階段的情境因素， 並對其進行個別的分析和綜合的評判。犯罪事件的成型依賴於各個特定犯罪所確定那些 特定的犯罪資訊。從時間跨度來看，特定犯罪事件的考察的時間較短，只要儘量多的運 用即時的情境因素即可；7 而對於犯罪性的形成與否需要考核長時間的觀察和更多的因素 的考核。 總體來說，理性選擇理論是屬於微觀理論，即是從個人層面分析的理論。主張此論 的學者認為，想要解釋犯罪，必須對個別討論每一種犯罪類型，因為不同犯罪類型，當 6　有的學者也將這兩者的區別定義為犯罪參與（crime involvement）以及犯罪性（criminality）的區別，具 體可參見 Clarke, R.V.G. 1997. 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Successful Case Studies: Harrow and Heston. 中文 論著中也有的學者將這兩者差別定義為犯罪人格和犯罪行為。學者認為，從理論選擇理論的角度來看， 犯罪人格和犯罪行為並不相同。所謂犯罪行為是指一個事件，而犯罪人格是指一個人所具有的犯罪性格 特質。犯罪人不可能每天無時無刻都在犯罪。相對的，正常人偶爾也會觸法。因此，犯罪人格指的是犯 罪人選擇參與、再犯、終止某種犯罪類型的過程。而犯罪之參與、再犯、終止三個階段的選擇過程受不 同因素影響，所以必須區分開來。有些人本來即具有高度犯罪危險性，但可能因為缺乏犯罪機會，而終 身不會犯法；有些人一向奉公守法，是犯罪的低危險群，但遇到引誘或機會，也可能犯罪。犯罪人其實 都在特殊情境、環境下選擇了犯罪行為。參見周愫嫻、曹立群：《犯罪學理論及其實證》，五南圖書出 版有限公司 2007 年版，第 71-72 頁。 7　有的學者也提示研究者，應當注意到各種不同的犯罪事件所要考量的因素的差別，這些差別有的時候是 巨大的，如果忽視這些差別，可能會對犯罪預防措施的效度產生很大的影響。參見 Clarke, R.V.G. 1997. 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Successful Case Studies: Harrow and He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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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時做決定時所需要搜集的資訊、情境都不相同。 ( 二 )近期發展：有限理性 針對陳文提出的犯罪人非理性因素，也就是陳文中所論述的有關犯罪人低自控與低 自珍的適應性非理性，筆者也注意到在犯罪學中的理性選擇理論已經不同於陳文中所提 到的經濟學家貝克的理性選擇模式，而是一種有限制的理性。 上世紀 80 年代，理性選擇理論學家科尼什與犯罪情境預防理論理論學家克拉克在 其論述中首次明確地指出了對於犯罪學中的理性選擇理論，應當以“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概念予以闡釋。[15] 們認為，當古典犯罪學衰落時，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實 證學派提出的爭論：即很多犯罪不是犯罪者根據利益權衡進行理性選擇的結果。在古典 犯罪學的重新受到重視的過程中，筆者認為我們應當看到實證犯罪學派的可取之處：有 些犯罪行為是非理性的或缺乏理性的；另一些犯罪行為時犯罪者是在缺乏對犯罪後果的 分析的情景下產生的。[15] 這兩位學者接下去闡釋到，“罪犯通過犯罪尋求利益。他們的 犯罪行為包含選擇和決策。然而，這些選擇和決策過程有時是非常簡單的。儘管這些過 程受限於有限的時間、能力以及資訊，但它們確實包括一個理性的選擇過程。”[15] 換句 話說，儘管罪犯在權衡犯罪利益和犯罪行為成本時，其過程可能是倉促的或其決策是根 據不完全的甚至是不准確的資訊做出的，但這過程或決策確實包含一定程度的利益得失 評估。因此，所謂的“有限”一詞包括決策過程在時間、資訊處理機能以及資訊的完整 性及準確性等方面的限制。一般人在做決定時只能同時考慮三五種具體目標；[16] 人所掌 握的資訊可能是不完全或不確定的。不同個人在行為目標的優先考慮順序、掌握和衡量 資訊方面各不相同；行為的決定還在很大程度上受特定環境的影響。[17] 現代理性選擇理 論承認個人行為動機及對環境的認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社會所決定的，從而在一定程度 上吸收了社會犯罪學理論（例如差別認同理論、緊張理論）的視角。與其他社會犯罪學 理論認為人是單純的社會人，處處受社會和群體控制不同的是，理性選擇理論認為人類 總是在選擇能夠達到目標的更好的（如果不是最好的）方法。所有的選擇從行為人角度 來看都是由理性驅動的。[18] 易言之，現代理性選擇理論與古典犯罪學的不同之處在於其 認為人的理性不是無邊無際的，而是受限制的，而這種社會的限制同樣不是無邊無際的。 筆者認為，“限制理性”本身就是人類行為的一般樣態。這不僅是由於有些人類行 為本身的“不理性”所決定的，也是因為更多的人類行為（不僅僅是犯罪）是在較為有 限的時間和有限的條件下進行的：深思熟慮的行為本身就因為行為人多方面的考慮而自 身就形成了下意識的限制。以科尼什和克拉克在文中所提到的有關進行夜盜的犯罪人可 能進行的幾種考量因素為例，就可以看出犯罪行為人的多重考慮和自我限制：這兩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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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者認為，以夜盜犯罪者的犯罪決策過程為例，一個理性的犯罪人在決定是否實行夜盜犯 罪的決策過程中，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響：1. 背景因素，包括犯罪人的心理因素、教育 因素、社會和人口統計學因素；2. 以前的經歷和學習因素；3. 一般需要，包括金錢、性、 友誼、地位和尋求刺激等方面；4. 已知的解決需要的方法，包括合法的與非法的解決方案； 5. 對解決方法的評價；6. 對機會事件的反應，包括犯罪機會的易得性，金錢需要的緊迫 性，朋友的勸告，醉酒等；7. 對犯罪的準備程度。[17] 從中可以看出，犯罪行為的行為思 考模式有的時候並不是先前的理性選擇理論所持的單一的“趨利避害”、“效益最大化” 的觀點。 另外，先前的理性選擇理論中假定犯罪人的利益追求主要以可以衡量的金錢價值構 成，不過如前所述，報復、獲得快感、獲得同夥的認同與尊重、地位以及其他的被犯罪 人認為值得追求的犯罪回報不能用先前的理性選擇模式進行解釋。而經過科尼什和克拉 克調整後的理性選擇理論則可以用以理解對於這些不同於一般利益追求的犯罪行為。科 尼什也認為，經過重新定義的“理性”選擇理論可以被稱為一種“犯罪學的元理論（meta theory）”，也就是說，可以用“有限理性”去解釋更多的犯罪現象，也可以為更多的犯 罪學理論和解釋提供支援。[15] 情境預防理論就是在犯罪人理性選擇的這種假設下構建起 來的。

四、基於理性犯罪人的情境防控思想 犯罪情境預防（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簡稱 SCP）是從上世紀 60 年代在美國 逐漸興起的一種以分析犯罪行為形成過程和控制犯罪機會為中心犯罪預防模式。犯罪情 境預防通過對犯罪可能發生於其中的具體情境進行改造，以增加犯罪難度和風險、減少 犯罪收益、減少犯罪機會，從而預防犯罪的發生。犯罪情境預防是將犯罪預防的研究的 視角從犯罪人轉移到犯罪行為發生的情境；將犯罪預防的重點由正式或非正式的社會控 制轉移到犯罪行為的控制，使犯罪預防措施有了很強的操作性和現實性。相對於通過長 期的社會改造而達到預防犯罪目的的措施來說，犯罪情境預防降低了犯罪預防的成本， 通過針對性地採取減少誘發犯罪動機的情境因素和限制犯罪機會向犯罪行為轉化的條件 的措施，能立竿見影地避免或減少許多多發性特徵的犯罪的發生。 基於犯罪選擇的理性化（有限理性）這一基本前提，犯罪情境預防在近幾十年中積 累了大量的實踐基礎，並且在科學化的評價和度量（measurement）體系下，證明瞭多種 情境預防策略的有效性。 提出和實施情境預防的基本思路在於：一方面，對影響犯罪現象的一般社會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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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控制。主要著眼於如何讓社會成員能夠順應社會的期待而不形成反社會的動機。這種犯 罪預防力圖構建一種使得社會成員不想犯罪與不願意（這一點更為重要）犯罪的社會環 境，本質上具有治本之效，但其實施的牽涉面廣，產生效益的週期長，難以應對當下犯 罪預防的需要；另一方面，現實中的犯罪，尤其是佔據了犯罪大多數的侵犯人身權利和 財產權利的多發犯罪，其發生往往都伴隨著相應的誘發因素或者存成因素與條件。如果 著眼於容易直接誘發犯罪動機和促成犯罪行為實施的外界因素，採取有針對性的主動幹 預措施和行動，就能立竿見影地避免或者減少許多犯罪行為的發生。而情境犯罪預防正 是基於犯罪形成和發展的規律，力圖掌握直接影響犯罪動機產生和轉化的環境條件的控 制權，以此現實地降低犯罪的發生率。這兩大前提，第一點是對於傳統犯罪預防理論與 理念的批判性反思，第二點是針對犯罪預防技術和古典犯罪學經典理念相結合而得出的 犯罪預防應當遵循的“情境化”道路。情境犯罪預防理論試圖通過對於特定的對象和環 境的改變來降低犯罪機會，情境預防策略關注犯罪行為發生的環境多於關注犯罪人本身。 犯罪情境預防理論的關注點不在於通過懲罰犯罪或者改造社會條件來預防犯罪，而更加 著眼於使得犯罪機會看上去不那麼吸引人和更加困難。[19] 相對於陳文所提出的加強懲處與增強自珍的犯罪防控道路，犯罪情境預防注重是特 定時空下的具體的犯罪行為的監控與抑制。犯罪情境預防借鑒了諸如城市生態學、建築 學、地理製圖、環境犯罪學等多領域知識，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防控策略，其相對於 長期改造犯罪人的預防措施相比，有較強的操作性和實效性。 首先，不同於陳文所述“犯罪與犯罪人中確實存在著某種共同特徵”[1]，犯罪情境 預防理論的研究從提出情境預防的概念之初，就指出犯罪與犯罪之間有怎樣的不同，以 及這些不同會造成預防策略的區別是情境預防的中心理念。[20] 到了上世紀 80 年代，學 者 Poyner 進一步認為，“犯罪”的範圍太廣，針對特定的情境，應當制定特殊的預防策略， 而為了能有效地制定這些策略，需要對於犯罪進行更進一步的細化。他以街頭攻擊行為 （street attacks）為例，可以將其有效地區分為更小範圍的也更為特定的組別（smaller， more specific groupings），例如商場盜竊（theft in market and covered shopping malls）、 酒後的暴力行為（violence after drinking）、公車站及地鐵站臺的扒竊（pick-pocketing at bus stops and crime in pedestrian subways）。[21] 進行這樣的區分有助於分析特定犯罪行為 在特定情境中的特點，進而進行有針對性的犯罪預防策略的設計，以減少特定犯罪的機 會。 其次，不同於陳文將犯罪防控局限於官方領域以及正式的預防措施，犯罪情境預防 注重犯罪的非官方預防。上世紀 70 年代以來，英美等西方國家的高犯罪率逐漸被視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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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項常態的社會事實，民眾對於犯罪的恐懼逐漸增高，再加上人們普遍認識到國家刑事司 法系統對於犯罪控制的局限性，個人對於安全維護的責任逐漸受到重視，犯罪控制逐漸 被視為“超越國家之外”（beyond the state）。針對刑事司法體系的局限性，犯罪預防， 包括本文所研究的犯罪情境預防理論，便將理論的重心放在了犯罪預防回歸社區以及非 官方預防策略的探索上。歐美犯罪學界推出了一系列以社區為基礎的犯罪控制策略，如 社區警務、社區處遇、社區治安等。這些新的策略的關鍵字包含了“夥伴關係”、“公 私部門協作”、“跨機構合作”、“協助自助”以及“合力創造安全”等。 犯罪情境預防理論中具體的犯罪防控思想尊重社區公民對於自主空間的決定權，讓 社區自發提升與改造，自我構建初級犯罪預防的第一道防線。另外，社區非官方犯罪預 防也強調形式的多樣化，因為不同的社區與地區有著不一樣的本地治安需求（discrete local needs）、傳統（traditions）以及價值（values）。社區的非官方警務因此排斥統一 的策略（eschew general tactics），強調的是具體的策略（specific tactics），針對的具體 的問題，[22] 這都與犯罪情境預防理論宣導的犯罪預防策略不謀而合。8 再次，不同於陳文更加注重對於犯罪人社會習得和心理的自控自珍的描述，犯罪情 境預防將預防的重心從犯罪人轉移到犯罪行為的發生機制上來。犯罪情境預防理論認為 犯罪與越軌行為不是剝奪的問題，而是控制不充分的問題。社會控制、情境控制、自我 控制等，這些成了犯罪情境預防及其策略中重要的議題。犯罪情境預防理論從較為幽暗 的人性觀點出發，假設個人總會被強烈吸引去做自利、反社會的行為，除非被強力有效 的控制禁止。昔日的犯罪學對於福利與協助要求較多，新的犯罪學則強烈主張嚴密控制 與執行紀律。犯罪情境預防理論視犯罪為現代社會中一個正常的、規律而普遍的面向， 由意圖與目的都完全正常的人們所犯下。犯罪情境預防理論假設犯罪是一起事件（或一 8　有的美國學者認為，雖然社區警務可能並沒有一套可以定義的策略（因為不同的社區環境而有所區別）， 但是各地的社區警務都有以下幾個特點：1. 社區警務不僅僅依靠執法部門（law enforcenment）的力量；2. 社區警務更多依靠市民的力量，具體的步驟可以是：首先，員警回應居民的需求；其次，員警與居民共 同商議，確定社區中真實的犯罪及其他問題以及對應的途徑；第三，警方在社區的警務政策和做法是正 式的，合法的，有一段時間的連續性。（polic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n neighborhoods are official,legitimate, and have continuity over time）；最後，警務人員和居民共同參與評估社區警務活動的成效。需要許多的 實際操作，才能確定公眾參與犯罪預防應採取的形式和可能存在的問題。3. 社區警務的創制者們意識到 警務工作的複雜性，而不能將手下的員警看成是流水線上的工人。4. 由於社區警務更多地針對社區中 的特定問題，所以必須以更小的的員警組織進行犯罪預防。5. 社區警務有著多重的目標（serve multiple aims），這反映在社區警務廣泛的作用（broad functions）之中：預防犯罪固然是最重要的作用，而社區 警務同時也承擔著維持社區法制、減少市民的恐懼（reducing fear）以及幫助居民解決日常問題等作用。 社區警務最廣泛的目標是幫助社區保持一個安全的環境，使基本的家庭，教會，學校，商業等社會機構 可以有效地運作和繁榮。6. 社區警務的基本步驟與程式是：警方回應充滿變數的情境，他們從一系列可 能採取的行動方案中進行選擇，首先對行為進行教育和指令，並逐步擴展，最終以使用武力告終。參 見 Kelling, G.L., and C.M. Coles. 1997. Fixing Broken Windows: Restoring Order And Reducing Crime In Our Communities: Simon & Schuster.pp.158-15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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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堆事件），而這些事件的發生不需要有特殊的動機或性格，也與變態與病態無關，而是 本身就存在於日常的當代社會與經濟生活中。福利國家犯罪學的出發點是視犯罪為偏離 正常與文明的行為，可以用個人的病態、不健全社會化或者社會功能不彰來解釋。相形 之下，犯罪情境預防理論則視犯罪不外是正常社會互動的延續，透過一般的動機模式就 能理解。 犯罪情境預防理論的這一思考路徑的重要特質在於：它督促官方行動將焦點由犯罪 性與罪犯個人轉移到犯罪事件。新的焦點在於犯罪機會和引發犯罪的情境的存在。其理 論假設是：如果缺乏控制而又有吸引人的目標時，犯罪會“例行”（routinely）地發生， 不論行為的個人是否具有“犯罪性格”。因此，其理論的焦點不在個人，而在例行的社 會互動過程中、環境設計，以及為此而設的控制與誘因結構。犯罪情境預防理論提倡以 預防取代治療、減少犯罪機會的供給、增加情境與社會控制，並調整人們日常活動的結 構。犯罪情境預防理論的興起，使得犯罪學者認識到，犯罪的發生，機會與情境因素扮 演重要的角色，若能改變導致犯罪發生的情境因素，預防犯罪的效果或許就可以較好的 達到。9

五、結語 陳和華教授一文在犯罪心理學的視角下，立足實證犯罪學派的基本立場，有所創新 地提出了犯罪人的非理性特點及其具體的低自控與低自珍的表現形式，並且結合適應性 原理，將犯罪人的非理性主要歸結於行為的社會習得的缺乏和司法懲處的不利，並由此 提出了提高查處力度和增強自珍教育的有針對性的犯罪防控模式。犯罪人從價值理性來 看，其選擇犯罪確實本質上是非理性的，但是從實踐理性、工具理性的觀點來看，犯罪 人選擇適當的手段進行犯罪，爭取犯罪利益，是具有理性行為的特性。犯罪人忽視所謂 的犯罪長遠（法律）後果不是評判犯罪行為理性的唯一和決定性標準，當代的犯罪理性 選擇理論也不是一味提倡純粹的功利計算，而是一種限制理性的觀點。在此觀點下的犯 罪情境預防理論始終堅持犯罪人行為理性的層面，針對不同的犯罪行為提出的不同的犯 罪預防具體措施，並且拓寬了犯罪預防的非官方領域，將犯罪預防學的視角從對犯罪人 的關注漸漸轉移到具體的犯罪行為本身，具有科學化、客觀化、可測定化的優勢，應當 值得學者和刑事政策、犯罪預防政策制定者的關注。

9　關於福利國家、罪犯治療模式與犯罪機會控制的論述，具體可參見許福生：《論風險社會與犯罪治理》， 載《刑事法雜誌》第 54 卷第 4 期，第 79 頁及 David Garland：《控制的文化：當代社會的犯罪與社會控制》， 臺灣巨流圖書有限公司 2006 年版，第 20-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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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中文參考書目範例 （一）專書 宋國誠 （1990） 《馬克斯的人文主義》。臺北：桂冠圖書公司。 （二）期刊 吳嘉苓 （2001） 〈空間、規訓與生產政治〉。《臺大社會學刊》29：1-58。 （三）研究或技術報告

楊瑩、陳麗欣 （1996） 《臺灣地區不同家庭背景子女教育機會差異之研究》。國科會研究報告。 （四）編輯專書內之論文 王永慈 （2004）〈「社會排除」現象的再檢視〉。收錄於《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調查研討會：台 灣的社會階層化及其效果》。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伍、英文參考書目範例 1. Books Garland, D. （1990 ）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Zimring, F. E. and G. Hawkins （1995） Incapacitation: Penal Confinement and the Restraint of Crim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Journal articles Garland, D. and R. Sparks. （2000） Criminology, Social Theory and the Challenge of Our Times.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0: 189-204. 3. Articles in edited books Hudson, B. （2002） Punishment and Control. In Mike Maguire, Rod Morgan and Robert Rein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rimin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4. Conference papers Welch, M. （2004） War on Terror and the Criminology of the Other: Examining Detention and the Rise of a Global Culture of Control. Paper Presented to Societies of Criminology 1st Key Issues Conference. France: Paris. 5. Technical reports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1992） Criminal Victim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0.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